1932年11月，江西崇义县思顺镇附近，红军独立第十二师与粤军隔山相望。山下有敌营，山上是刚打过胜仗的红军。枪声没有立刻响起，真正决定这支部队命运的，却是接下来六个小时的犹豫。
这支部队的番号并不显赫，却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1932年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失利后，红三军团一部转赴上犹、崇义活动，带动了赣西南地区的扩红工作。地方武装迅速壮大，湘赣军区第四分区所属的两个县独立团，也由此进入正规整编的视野。
同年6月，红三军团教导大队警卫连、后方医院警卫连、河西道委警卫连，加上崇义、上犹两个县的地方武装，合编为独立第十二师。名义上是一个师，实际兵力不过千余人，官兵来源复杂，训练水平也参差不齐。
师长叶长庚有北伐经历，1929年率部投奔红军，带兵和作战都有一定根基。政委魏恒原本是进步学生，长期负责宣传工作；参谋长童山也有革命经历，但两人都缺少独立指挥较大部队的经验。
问题很快暴露出来。
1932年7月，粤军余汉谋部判断红三军团主力已经撤离，随即派兵进攻赣西南苏区。独立第十二师无力正面抗击一个装备完整的正规师，只能采取外线转战的办法保存力量。叶长庚原本主张留下崇义独立团掩护地方，但魏恒为了增强主力，将这支部队一并带走，苏区内部因此更加空虚。
外线作战一度相当顺利。独立第十二师避开敌军主力，专打小股部队和地方武装，逐渐补充枪械与人员。突袭遂川县城时，红军歼灭粤军一个营，俘获营长和副团长，部队声势明显上升。
有意思的是，胜利反而带来了新的隐患。部队在遂川休整三天，吸收俘虏和新兵后，人数增至一千八百余人，整编为三个团，装备也得到改善。队伍壮大了，指挥层却没有同步成熟，骄傲情绪和判断失误开始取代谨慎。
与此同时，留在苏区的部队遭受重创。1932年10月，河西道委书记陈葆元在突围中牺牲，地方武装失去统一联络。崇义县大王洞的红军后方医院也被粤军攻破，两百多名重伤员遇害，四百多名轻伤员被俘，医院储存的武器弹药全部损失。
粤军随后散布主力即将返回广东的消息。独立第十二师误以为敌情缓和，准备回师重建根据地。偏偏此时叶长庚患疟疾，奉命离队休养，师长暂由第三十五团团长田海清代理。田海清有战斗经验，但属于临时接任，实际威望和指挥权都有限。
部队抵达思顺镇后，侦察发现镇内驻有粤军一个步兵营。双方都不知道对方虚实，谁也没有立即出击。田海清主张迅速转移：“敌情不明，不能在这里耗下去。”魏恒和童山却倾向于继续观察，尖刀队也被派出试探。
六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
等到后方传来敌军包抄的消息，撤退已经变得仓促。部队行进三十余里后，魏恒判断暂时脱离危险，下令停下休息。粤军抓住机会，在红军次日将要经过的鹅行山区布置伏兵。
天亮后，独立第十二师进入山区，粤军两个营突然从侧翼杀出。部队缺少准备，队形迅速混乱。少数人员突围，大部分官兵被冲散，有人躲入山中，也有人在搜捕中被缴械。原本一千八百余人的队伍，最后只收容到七百一十人，枪支仅剩三百八十余枝。
敌方电报称，战斗中毙伤红军二十人、俘获百余人，并缴获机枪一挺、步枪百余枝。这个数字与红军收容情况并不吻合，说明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失散在山野之间，此后再未归队。
战败责任很快被追查。1961年，叶长庚回忆这段往事时仍认为，遂川获胜后，魏恒和童山出现了轻敌情绪；田海清虽是代理师长，却没有足够权力改变他们的决定。田海清提出转移意见，未能被采纳，最终只能接受既成局面。
湘赣省委随后作出处分。魏恒因延误撤退、选择休息地点失当等问题，被撤职、开除党籍，并判处监禁三个月。童山在战斗中临阵逃离指挥位置，同样被撤职、开除党籍，判处监禁一个月。此后，相关史料中很少再见到两人的名字。
叶长庚虽未参加鹅行山战斗，仍因负有军事主官责任，被撤去师长职务，留党察看半年。此后的经历证明，处分并没有抹去他的能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继续在部队中任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田海清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后，仍被安排负责重新组建的独立第十二师。长征途中，为掩护主力转移，他率部牵制追兵，后来牺牲于困牛山。独立第十二师的失败，留下的不只是一个番号的消失，还有战场判断、临机决断和指挥权配置上的沉重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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