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南昌江西宾馆，周恩来与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共进晚餐。席间，刘俊秀端起酒杯，向总理敬酒。谁也没有想到，这杯酒没有立即喝下去，反倒牵出了一笔关系全国粮食调度的大账。
当时的饭桌很朴素，菜肴并不丰盛，谈论的也不是闲事。全国粮食供应仍然紧张，一些省份缺口很大，中央每天都在盘算库存、运输和调拨。周恩来主管经济工作，对各地粮食情况掌握得十分具体。
他并不是只听汇报。粮食部门的同志经常到他那里研究问题，从晚上谈到深夜，甚至继续到凌晨。每个省有多少库存，每月需要多少，夏粮能够增加多少，哪些地方可以调出，运输条件是否具备，周恩来都要一项项核算。
江西的情况，在全国各省中相对好一些。这里水稻种植面积较大，人口密度又不像部分省份那样高，地方上还有一定储备。不过，江西承担的外调任务已经不轻，刘俊秀心里清楚，粮食多一粒少一粒，都关系到百姓口粮。
周恩来端起酒杯，没有急着饮下，而是看着刘俊秀说：“敬酒可以，但要有条件。”
刘俊秀一怔，问道：“什么条件？”
周恩来提出，双方每喝一杯，江西就增加外调粮食一亿斤，三杯便是三亿斤。这个说法带有饭桌上的爽快，却不是随意起意。总理此前已经掌握江西的生产和储粮情况，知道这里确实存在一定增调空间。
刘俊秀没有马上答应。他是负责农业工作的干部，常年和基层打交道，知道粮食账不能只看仓库里的数字。还要考虑农民口粮、种子储备、灾害风险，以及下一季收成是否稳定。任务一旦落下，地方就必须兑现。
在场的人劝他不要过于拘谨。可刘俊秀仍然犹豫，因为国务院原有的调拨任务，江西已经准备照数完成，再增加三亿斤，压力自然不小。
周恩来没有用空泛的话催促，而是把江西与几个缺粮省份作比较。他的意思很明白：江西困难不小，但相较之下，仍有条件多承担一些。全国是一盘棋，能够多拿出一点的地方，就要帮一把最紧缺的地方。
这番话让刘俊秀沉默了片刻。他明白，总理不是为了饭桌上的热闹，而是在为全国粮食寻找余地。酒杯摆在面前，实际摆着的却是江西对全局能够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
随后，刘俊秀举杯与周恩来相碰，三杯酒一饮而尽。酒量并不是这场谈话的重点，真正被确定下来的，是江西增加外调三亿斤粮食的任务。
这件事之所以被人记住，还因为它呈现了当时中央处理经济问题的一种方式。宏大的国家计划，往往要落实到一个省的田地、仓库和车站；而一项调粮任务，也必须建立在具体调查和反复核算之上。
一年之后，粮食问题依旧牵动着各地。1962年，东南沿海局势出现新的紧张迹象，华东地区召开有关会议，讨论应对可能出现的军事压力。江西被视为重要的后方，粮食供应自然不能掉链子。
刘俊秀在会上表示，江西愿意承担保障任务。话说得很硬，但背后并非只靠胆量。江西早稻即将收割，产区情况、运输路线和储粮安排，都需要省委提前组织。所谓“后方”，并不意味着可以松懈，恰恰要在前线需要之前把粮食备好。
毛泽东随后在南昌同江西负责同志谈到战备和粮食。他关心的不是口号，而是如果形势有变，部队和群众能否得到持续供应。刘俊秀据实说明江西的生产基础，并作出保障承诺。
在南昌期间，毛泽东还曾谈起江西的水域和游泳池。地方同志考虑到安全与卫生条件，没有安排赣江游泳，而是将话题转到住处和日常生活。这样的细节，看似琐碎，却说明当时每一次接待都必须兼顾工作、安全和实际情况。
毛泽东离开江西时，曾向刘俊秀提到外调粮食一事，并肯定江西顾全大局。对刘俊秀来说，那句肯定并不只是个人荣誉，更意味着此前饭桌上的三杯酒，已经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调拨数字。
月台上的专列很快启动。刘俊秀送行后仍要面对一连串具体工作：粮食从哪里收集，怎样运输，地方口粮如何安排，下一季生产怎样保障。三亿斤粮食写在计划上只有几个字，落到江西各地，却是无数张收支表和一车车粮食的来回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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