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北京一间租来的小屋里，丁盛把煤炉点着，锅里煮着简单的饭菜，桌边却堆着一摞摞申诉材料。曾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此时只能靠每月有限的生活费，支付房租、伙食和往返办事的开销。
这段反差，放在丁盛身上格外明显。解放战争时期，他曾率部参加衡宝战役。部队穿插到桂军后方后，打乱了对方的部署，给正面进攻创造了条件。那种敢于果断用兵的作风，也成为他后来被重用的重要原因。
抗美援朝金城战役中，丁盛担任主攻部队指挥员之一。连续作战期间，部队承受了很大压力，官兵在阵地争夺中表现顽强。战后，他所部涌现出一批战斗英雄，这些经历使他的军事能力得到广泛认可。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第二阶段作战时，丁盛率部向瓦弄方向推进，完成了歼敌和夺取要点的任务。1969年，他出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一个少将担任大军区主要领导，在当时并不寻常，足见组织对其指挥能力的信任。
转折发生在特殊历史环境中。1977年，丁盛被撤职审查；1982年，组织决定让他退出军队，按团级干部身份交地方安置。安置地点选在南昌，并非偶然。他过去先后在广州、南京等地担任重要职务，安排到关系较远的地方，是为了减少可能产生的影响。
南昌的生活并不顺利。丁盛年事渐高，身体状况也开始变差，当地医疗条件难以满足需要。他多次申请前往南京，起初没有获准。后来形势逐渐平稳，申请才被批准，但只能住铁路医院，不能住军队医院。
在南京生活的那几年，他住在铁路医院附近的一栋旧民宅里。由于供给关系仍在南昌，许多生活物资需要自己设法解决。丁盛便常去菜市场买菜，拎着菜篮子在人群中穿行。附近居民知道他的身份，见面时常喊一声“丁司令”。
丁盛总是摆手：“别这么叫，叫我老丁就好。”
这句话看似平常，却说明他已经主动放低了姿态。过去的职务没有带来现实便利，反而成了生活中的一段遥远记忆。1987年，他鼓励女儿到深圳发展。几年后，子女陆续在广东安顿下来，丁盛和老伴也离开南京，转到广州生活。
深圳消费较高，而一家人的收入并不宽裕。更让丁盛难以释怀的，是自己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明确解决。于是，1990年以后，他开始多次前往北京，向有关部门递交材料，希望重新说明情况。
进京申诉期间，他没有住招待场所，而是自费租住小屋，自己做饭。每月二百元左右的待遇，要承担房租、吃饭、交通和日常开销，日子过得十分紧张。材料送上去后，得到的答复往往是“需要落实”。这句话并非立即能够解决问题，等待因此变得格外漫长。
老战友们听说他的处境后，陆续登门探望。有人带鸡蛋，有人送食用油，也有人捎来肉和香烟。东西并不贵重，却都是从各自有限的生活中省出来的。丁盛明白，这些老同志本身也不宽裕，能拿出一点，已经是很重的情分。
他到天津时，曾见到当年部队留下来的老同志。那些人职务不高，无法替他推动材料，却记得当年的战友情谊。临别时，几个人凑出三元、五元、八元、十元，塞到他手里。
丁盛问：“这是干什么？”
对方回答：“表示心意，买点东西吧。”
这笔钱解决不了大问题，却让他记了很久。后来他还去过武汉、信阳、南京、济南等地。一次在南京突发心脏病，住院费用超过五千元，他一时拿不出来，只能请老战友担保，并留下收据，出院后再设法筹款。
消息传到济南后，许多老部下前去看望，有一百多人陆续登门。有人带钱，有人帮忙联系住处，也有人陪他处理事务。正是这些分散而具体的帮助，使那笔医药费有了着落。
1993年，丁盛的老伴身体欠佳，他本人旧病也反复发作，主要留在广州。身体稍有好转，他仍会外出申诉。接待人员多为处级干部，能够处理的范围有限；当材料涉及复杂历史问题时，很多人也只能谨慎记录，无法给出明确答复。
1995年，丁盛的待遇有所调整，重新按副师级待遇安置到干休所。待遇得到改善，并不等于原有结论发生变化。对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将而言，生活有了保障，心中的疑问却仍未真正消失。
1998年8月，已经85岁的丁盛再次来到北京。他找到了旧日上级黄火青。两人早年在热河、冀察热辽地区共事，黄火青了解丁盛的经历，也知道这类问题若没有新的材料，很难出现根本变化。
黄火青仍在报告上作了批示，希望有关方面给予考虑。遗憾的是，这次申诉最终只带来了待遇方面的调整，并未改变既有处理结果。此后，丁盛没有再进行大规模申诉。1999年，他在广州病逝，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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