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凌晨，陕西临潼华清池，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孙铭九带队突袭蒋介石行辕。枪声打破夜色，也把中国的政治局势推到了悬崖边上。

这场行动后来被概括为“活捉蒋介石”，但具体是谁最先找到蒋介石，至今存在不同说法。孙铭九无疑是行动中的核心人物，却不能把所有细节都简单归于一人。

孙铭九早年在东北军系统任职。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长期背负着“不抵抗”的舆论压力，部队内部要求抗日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孙铭九年轻、果断，且对日本侵略深感不满，因此逐渐得到张学良重用。

1936年春，张学良与中共方面开始接触，东北军同红军之间的关系明显缓和。可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张学良继续进攻陕北红军。对东北军而言，这个命令格外刺耳：故土沦陷尚未收复，却要把枪口对准国内军队。

西安方面多次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结果并不理想。杨虎城曾提出，若和平劝告无效，只能采取兵谏。张学良起初沉默，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以武力扣留蒋介石，迫使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行动开始后，孙铭九率部攻入华清池。蒋介石的卫队进行了抵抗，孙铭九一方很快占据优势。进入住处时，蒋介石却已经离开。有人回忆，孙铭九随后一边向张学良报告，一边带人搜索后山，最终在石缝附近发现了蒋介石。

“委员长不在屋里，已经跑到后山去了。”

这句现场报告，说明行动并非一开始就完全掌握局面。蒋介石从住处离开后仓促躲避，卫队、警卫和东北军士兵在黑暗中交错搜寻，任何误判都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有意思的是，后来王玉瓒也曾向叶剑英写信，称自己率领卫队一营官兵参与了搜捕，并最先发现蒋介石。由于当时局势混乱，参与者众多，孙铭九与王玉瓒的说法各有依据。张学良和蒋介石都没有留下足以彻底定案的说明，因此“谁第一个抓到”很难作绝对判断。

能够确定的是，孙铭九是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指挥者之一。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一度准备采取军事手段，甚至出现对西安实施空袭的主张。中共中央判断，蒋介石一旦死亡，局势极可能失控，日本侵略者反而会从中获利。

12月17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抵达西安，参与谈判。经过多方斡旋，西安事变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张学良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后被长期扣留。孙铭九等少壮派对此极为不满，局势再次陷入紧张。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内部发生王以哲遇刺事件。王以哲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在东北军中颇有影响。孙铭九被认为与此事有关，事后受到通缉，并在中共方面帮助下前往陕北。此举加剧了东北军内部的分裂，也使西安事变后的善后更加复杂。

此后的孙铭九长期处于逃亡状态。抗战期间，为躲避国民政府追捕，他曾进入汪伪政权控制的环境谋生。抗战胜利后，他又被国民党方面接收。1947年，他在东北被人民解放军俘获，随后说明自己的经历，并接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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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对曾在汪伪政权任职、后来又被俘的人员，并不是一概处理。是否直接参与侵害人民，所处环境，个人实际行为，以及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表现，都会影响处理结果。

孙铭九虽有失足经历，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制造过针对人民的严重血案；更重要的是，他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十分特殊。经过审查和甄别后，他没有被长期关押，而是获释并留在上海工作，后来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并参加上海市政协工作。

这并不是对他全部经历的无条件肯定，而是对历史功过分别处理。孙铭九既是西安事变的重要参与者，也曾在动荡年代走过弯路。建国后获得的待遇，体现的是审查结论与现实贡献之间的综合衡量，并非单凭“活捉蒋介石”这一件事得到特殊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