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宜昌街头曾出现过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这座鄂西城市，是否会成为一个新省份的省会？当时，围绕三峡工程建立“三峡省”的筹备工作已经展开，机构、人员和规划陆续到位，可工程尚未开工，行政区划方案却先按下了暂停键。

这件事容易被混为一谈。被叫停的，并不是三峡工程本身，而是以宜昌为省会、统筹库区移民和经济建设的“三峡省”方案。它为何出现，又为何很快搁置？答案藏在当时复杂的现实条件里。

1954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三峡的防洪价值有了更直接的认识。此后，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开始进入国家规划视野。1956年，毛泽东写下“高峡出平湖”，更使这一设想广为人知。

但三峡不是一座普通水库。大坝位置、地质条件、航运改善、洪水调度、库区移民，哪一项都牵动甚广。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相关技术和资金条件也不成熟，工程只能反复勘测、持续论证，迟迟没有进入施工阶段。

转机出现在1980年7月。邓小平乘船考察三峡，从重庆顺流而下，沿途详细询问洪水、航运、耕地和库区群众生活。他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要求回京后认真研究，并明确指出，不能轻易否定三峡工程。

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它不是要求立即开工，而是把争论重新拉回科学论证。此后，国务院组织有关部门开展研究。1983年提出的三峡水利枢纽一百五十米方案，经过数百名专家审查，获得了阶段性认可。

与此同时，另一个难题浮出水面：工程一旦实施，库区大量居民需要搬迁，涉及湖北、四川两地多个县市。当地经济基础较弱，交通、学校、工厂和新城建设都需要统筹安排。有人因此提出，能否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集中管理移民和发展事务。

最初的名称是“三峡行政特区”。后来有人提醒，这一称呼容易让人联想到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和三峡库区的性质并不相同。改称“三峡行政区”后，又遇到行政建制上的疑问。经过讨论，方案最终被称作“三峡省”，省会拟设在宜昌。

筹备工作随即加快。三峡筹备机构从很小的班子逐渐扩充，工作人员奔走于北京、宜昌、万县、涪陵和重庆之间，研究移民安置、交通布局及产业安排。李伯宁等水利干部承担了大量具体工作，宜昌也开始按照省会城市的方向进行设想。

可问题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三峡省覆盖范围较大，行政边界如何划分，湖北和四川怎样协调，中央与地方的管理关系如何处理，都是现实难题。更关键的是，工程本身尚未完成最终论证，先设新省，是否会造成机构先行、决策被架空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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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反对意见集中出现。孙越崎等人士提交报告，认为三峡工程近期不宜上马。一些专家担忧生态影响、文物保护、泥沙淤积和移民规模，也有人担心巨额投资会给国家财政造成压力。争论并非没有依据，毕竟如此规模的工程，任何一个环节判断失误，后果都可能十分严重。

有意思的是，行政方案与工程争论在此时交织到了一起。三峡省若先成立，外界可能认为工程已经板上钉钉；而工程尚在复核，行政建制又不宜过早落地。于是，三峡省筹备工作被暂停，宜昌省会的设想也随之搁置。

邓小平并未因争议而简单拍板。1986年3月31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中报》记者傅朝枢，被问及三峡工程时说：“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这句话的核心，不是替工程排除异议，而是给出了决策尺度。

随后，中央要求重新组织论证。数百名专家历时两年多，对防洪、发电、航运、移民、生态和投资等问题逐项复核。1989年形成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三峡工程可以建设，建设比不建设更有利，但必须把方案做得更加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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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说明，叫停三峡省，并不等于否定三峡工程。恰恰相反，行政安排暂缓后，论证工作获得了更充足的时间。先把工程能不能建、怎样建研究清楚，再决定管理架构，避免了机构扩张反过来推动工程上马。

1992年4月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至于库区管理和移民安置，后来又通过重庆设立直辖市等安排逐步推进，原先设想的“三峡省”不再成为必要方案。

宜昌最终没有成为三峡省省会，但成为三峡工程重要的建设、管理和交通节点。那场被叫停的行政区划尝试，留下的并不是一个未完成的省名，而是一条清楚的决策逻辑：重大工程不能靠热情推动，也不能因争议停在原地，必须在反复论证中寻找风险更小、效益更大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