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夏天，山东一个普通村庄的树荫下，一群放学后的孩子正围着一只旧沙包争输赢。没有人催他们回家，只有天色一点点暗下来，母亲站在巷口喊名字，孩子们才恋恋不舍地散开。
那时的快乐很简单。一根皮筋，几块石子，几颗玻璃弹珠，都能让一群人玩上半天。跳皮筋时，女孩们边跳边唱，男孩子站在旁边起哄；轮到扔沙包，大家立刻认真起来，躲闪、追赶，谁也不肯轻易认输。
沙包大多是家里人缝的。旧布拼成外皮，里面装沙子、豆子壳，有时也塞进晒干的玉米粒。扔在身上确实有些疼，可那时候没人计较。输了，下一轮接着来；赢了，也不会把对方逼得太难堪。
弹珠游戏更有自己的规矩。地上挖几个小坑，谁先把玻璃珠打进洞里，谁就能取得出手机会。阳光落在弹珠上，里面像藏着五颜六色的光。为了赢下一颗漂亮的珠子，孩子们会趴在地上瞄很久，手指一弹，四周便响起一阵叫好声。
还有抓石子、编花绳和“考大学”。几块平整的小石子，就是全部道具。编花绳时，两个人一人撑线，一人翻绕，手指稍微慢半拍，漂亮的花样就散了。至于“考大学”，只需一根树枝，在土地上画出方格，再用石子投掷、单脚跳跃。谁先跳完，谁就被宣布“考上了”。
真正稀罕的东西，是一台电视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少村子里，谁家买了黑白电视，晚上便会挤满邻居。大人搬来长凳，孩子们坐在地上，门口还会陆续出现端着饭碗的人。电视画面偶尔飘雪花，声音也不算清楚，可没人嫌弃。节目一开场，屋里立刻安静下来。
那时看电视还有一套默契。离屏幕太近，会被大人往后拽；谁挡住了画面，后面的人就会喊：“往旁边挪挪！”动画片结束后，孩子们仍不愿离开，直到家里人催了几遍，才一步三回头地往外走。
夏天的晚饭，常常不在屋里吃。门口、院墙边，甚至村路旁，都能看到端着碗的人。大人谈庄稼，孩子说学校里的新鲜事，蝉声和蒲扇声混在一起。碗里的饭吃完了，话题还没说完，大家便继续坐着乘凉。
厨房里烧的是柴火。灶膛一旺，锅盖边便冒出白气，墙角堆着玉米秸秆和干树枝。孩子最喜欢蹲在灶前添柴，看火苗忽明忽暗，也顺便等锅里的红薯、土豆熟透。那股烟火味，沾在衣服上，回屋后仍能闻到。
衣服和鞋，也常常出自家人的手。母亲或祖母找来旧布，剪裁、缝合，再在鞋底多纳几针。样式不算漂亮，针脚也未必整齐，却很结实。鞋面磨破了，补一块；裤膝磨薄了，再缝一层。穿在身上，便能跟着伙伴跑完整个下午。
那几年，喇叭裤、夹克衫曾是年轻人眼里的时髦装束。照片拍得不多，拍照前却要认真整理衣领和头发。相机按下快门，画面便被固定下来，没有反复重拍，也没有人要求把脸修得更白。照片背后通常写着日期，几年后再翻出来，连当时站在身边的人都能记得清楚。
日历挂在墙上，每天撕下一页。日期、农历、节气，全印在薄薄的纸上。家里有大事，便在那一页旁边做个记号。它不仅用来查日子，也记录着一家人的生活：哪天赶集，哪天收麦，哪天亲戚从远处回来。
自行车是另一件大事。父亲骑着“二八大杠”出门，孩子坐在前面的横梁上，双手紧紧抓住车把。后来学骑车，身后总有一只手扶着车座。那只手突然松开时，孩子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能够独自向前，直到回头一看，父亲已经站在远处。
收音机和磁带，陪伴过许多安静的夜晚。磁带听到一半，若想倒回去，往往要用铅笔慢慢转。带子缠住了，就拿小剪刀小心整理。声音并不完美，却足以让一间屋子有了动静。大人听新闻，孩子等喜欢的歌曲。
田野里也有属于孩子的味道。玉米秸秆中间，有些嫩茎带着淡淡甜味，老人会教孩子怎样挑出来。桑葚成熟时，男孩子爬上树，女孩子在下面接，衣服和手指很快染成紫色。摘回家的桑葚，有的当天吃掉，有的晒干后泡水。
泥巴更不需要花钱。和软了，捏成小碗、房子、自行车，甚至捏出一台想象中的收音机。做得像不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手上沾满泥，身边有人陪着。傍晚回家时，母亲一看裤腿，通常先皱眉，再打来一盆水。
1987年前后，《葫芦兄弟》在许多孩子中间传开。电视机前总是坐满了人，片头一响，连门外玩耍的孩子也会赶紧跑回来。七个葫芦娃各有本领，孩子们看完便争论谁最厉害。动画片播完，屋里散了，第二天课间还在接着讨论。
那些旧物件后来一件件淡出生活，许多玩伴也在长大后走向不同地方。可在某个午后，一页发黄的日历、一只磨旧的布鞋，或者一颗躺在抽屉里的玻璃弹珠，仍会把人带回那棵树下。那时天快黑了，巷口有人喊：“吃饭啦！”孩子们答应着，却还要把最后一局玩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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