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晋冀鲁豫军区，徐向前面对的不是一张完整的作战地图，而是一副被反复拆解过的棋盘。刘伯承、邓小平率主力挺进大别山后，军区精锐相继南下，原本承担进攻任务的部队迅速减少，留下的部队既要守住老根据地，还要为远方作战的部队筹集兵员、粮秣和装备。
这并不是简单的“抽调几支部队”。大别山斗争异常艰苦，刘邓大军远离原有根据地，后方补给不能中断。晋冀鲁豫军区因此既是防区，也是后方，更像一个不断输血的中枢。兵力被调走，干部要补上，伤员要安置，地方工作也不能停，压力一层压着一层。
当时，阎锡山控制的山西地区仍有较强军事力量，太原、临汾、运城等地构成彼此呼应的防御体系。晋冀鲁豫军区若全面出击，容易暴露自身空虚；若一味退守，又会把主动权拱手让人。许多人看来，守住现有地盘已经不易，更不要说支援大别山。
徐向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往晋冀鲁豫军区，担任第一副司令员并主持军事工作。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并不好，长期在延安休养，体重和精力都受到影响。有人劝他多作考虑，他只回答：“军区有困难，不能因为我有困难就不去。”
这句话未必是当场原话，却符合徐向前一贯的作风。他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凭空增加的援军上，而是先重新判断敌我态势：部队少，就不能处处硬拼；装备差，就要把有限炮火集中到关键地点；防区大，就必须迫使敌人分兵，不能让阎锡山从容调动。
有意思的是，徐向前接手后没有立刻修筑层层防线，而是把目光放到了运城。运城位于晋南交通要地，物资条件较好，又连接晋西南与关中方向。拿下这里，既能打击阎锡山部的部署，也能让晋冀鲁豫获得急需的粮秣和武器。
1947年10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开始对运城发动进攻。兵力并不占优，重武器也十分有限，攻城一度陷入僵持。城内守军没有想到解放军会在兵力紧张时主动攻坚，阎锡山同样措手不及，只得向胡宗南方面求援。
援军一来，徐向前没有恋战，而是主动撤出。这个决定看似退让，实则是在保存攻城骨干，摸清敌方增援路线。运城没有马上拿下，却逼迫阎锡山和胡宗南调动兵力，晋南战场的主动权开始出现变化。
不久，王震率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经过晋南。徐向前迅速与王震协商，请其牵制可能到来的援军，自己则集中力量再次进攻运城。两位将领的分工很明确。徐向前说：“援军交给你，城里的仗交给我。”王震当即表示同意。
第二次攻城时，火炮依旧不够，城墙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撕开。徐向前没有把希望押在炮火轰塌城墙上，而是组织部队挖掘坑道，把爆破点推进到城墙下面。工程缓慢，风险极大，但这种办法正适合装备不足的部队。
1947年12月28日，运城守军被攻克。缴获的粮食、武器和弹药，迅速缓解了晋冀鲁豫军区的困难。更关键的是，部队发现，原来在兵力不足时，也可以通过集中兵力、调动敌人和选择重点目标，打出局部优势。
运城战后，徐向前没有停留在“守住根据地”的层面，而是把作战方向指向临汾。临汾是晋南重镇，防御工事坚固，守军也有较强战斗力。1948年3月，临汾战役展开，解放军再次采用坑道爆破等办法逐步接近城防。
这场战役持续72天。攻城期间，徐向前并非把全部部队都压在临汾城下，而是根据战场变化抽调兵力，打击阎锡山其他据点，防止敌人形成新的支撑点。表面看是围攻一座城，实际是在拆解整个晋南防御体系。
1948年5月17日，临汾解放。长期困守的部队获得补充，缴获的武器也让晋冀鲁豫军区有了扩编条件。随后，以原有部队和地方武装为基础的新部队逐步建立，战斗力并非靠番号堆出来，而是在连续作战中形成。
徐向前尤其重视干部培养。他不只是下达命令，还会在作战间隙分析地形、敌情和部队动作，说明为什么这样部署，为什么不能那样硬冲。许多干部正是在这种反复讲解和实战磨炼中成长起来，后来成为华北战场的重要骨干。
晋冀鲁豫军区的变化，也改变了华北战场的力量对比。它没有因为主力南下而垮掉，反而通过运城、临汾等战役重新积蓄力量，并为后来山西战局的推进创造条件。徐向前的做法看似出手凶狠，实际每一步都建立在精打细算之上：不盲目消耗，不轻易放弃主动权，更不把有限兵力分散到处。
1949年4月，太原战役进入总攻阶段。由于身体原因，徐向前未能像指挥临汾战役那样全程在前线主持，但此前形成的作战基础和部队体系，已经在山西战场留下清晰印记。那个兵力一度捉襟见肘的老根据地，正是靠着一次次出其不意的反击，逐步走出了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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