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北京一处普通院落里，76岁的黄克诚拄着拐杖，带着秘书去见陈云。院门没有关严，他没有事先通报，推门便走了进去。院内工作人员一时没有认出他，屋里的陈云却已经听出了来人的脚步声。
陈云迎出来，笑着说：“不用问，是黄老来了。”黄克诚也不绕弯，坐下后直接说明来意：“我这次来，是想辞掉中央纪委的职务。”
这句话并非临时起意。黄克诚长期在军队工作，担任过重要职务，经历过战争年代的艰苦环境，也经历过政治风浪。到了晚年，他眼疾严重，行动不便，身体状况确实难以和过去相比。
更让他顾虑的是，中央纪委承担的不是一般事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涉及面广，既要查处作风问题，也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干部队伍和党内秩序。黄克诚不愿意因为自己的身体，给集体增加负担。
此前，他因病在北京住院。身体稍有恢复后，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这个职务虽然以顾问为主，但黄克诚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旁观者。他查阅材料，了解部队建设情况，对一些问题提出意见，工作依然十分认真。
有意思的是，他刚在军委顾问岗位上投入精力，新的任务又找上门来。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恢复了关于设置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规定。中央纪委重新建立，干部人选自然要慎之又慎。
当时，组织部门考察人选，重视政治立场、历史表现和思想作风。黄克诚身经革命战争，原则性强，在党内有较高威望，因此进入了考虑范围。中央决定由陈云负责中央纪委工作，黄克诚则被考虑担任常务书记，具体事务由王鹤寿等同志协助推进。
胡耀邦曾亲自登门邀请。黄克诚听完后，连连摆手，说自己年纪大了，眼睛不好，工作起来不方便，还是让年轻同志承担更合适。他的拒绝并不是推托，而是经过反复权衡后的判断。
他担心三件事。
一是年事已高，精力不如从前；二是身体有疾，不能正常处理大量文件；三是中央纪委刚刚恢复，工作千头万绪，不能因为照顾老同志而影响机构运转。这个想法，看似保守，实则体现了他对组织工作的负责。
胡耀邦第二次来访时，特意说明了工作安排。黄克诚不必每天坐班，具体事务可以由王鹤寿承担，他主要负责把握方向、审阅重要问题。这样一来，身体上的困难能够得到照顾，经验和威望也不会被闲置。
黄克诚仍然没有立即答应。面对再三邀请，他说：“我对许多情况并不熟悉，担心工作难以展开。”在他看来，顾问可以少一些行政事务，而纪委常务书记责任更重，不能只凭资历接受安排。
几次推辞之后，他决定先去找陈云。两人是多年老战友，陈云又是中央纪委主要负责人，黄克诚认为，是否接受这项工作，必须当面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
陈云没有马上谈工作细节，而是先问他的真实顾虑。黄克诚摊开双手说：“我已经七十六岁了，身体又不好，眼睛也看不清，去了以后会不会拖累大家？”
陈云回答得很直接：“身体情况，中央是知道的。重要的是，你的头脑清楚，原则性强。具体工作有人承担，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办。”
黄克诚还是坚持请辞。陈云的语气随即严肃起来：“党风关系党的事业。你难道只想听听广播、看看报纸，安安静静地过晚年吗？”
屋里沉默了一会儿。陈云接着提到革命中牺牲的同志，又提到彭德怀。那一代人共同走过艰苦岁月，黄克诚与彭德怀长期共事，对彭德怀的性格和担当十分熟悉。陈云的这句话，击中了他最难回避的地方。
黄克诚沉思片刻，改变了主意。他说：“既然组织需要，我服从安排。剩下这把老骨头，还能干多少就干多少。”陈云握住他的手，两位老同志没有再多说，决定就这样定了下来。
1978年12月24日，黄克诚正式出任中央纪委常务书记。这个任命的意义，不只是让一位老将军重新承担职务，更在于把战争年代形成的纪律观念，带入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之中。
任职后，黄克诚把主要精力放在两方面。一方面，他重视党风建设，强调纪律必须有明确标准，也必须有人执行；另一方面，他参与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坚持实事求是，不因涉及干部级别高低而改变原则。
遗憾的是，黄克诚在中央纪委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86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逝世，终年84岁。此前那次关于辞职的谈话，也成为他晚年经历中颇具分量的一幕：一个真正把组织责任看得很重的人，连拒绝职务，都要反复确认自己是否会辜负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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