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战俘营
随着对波兰战俘清理和遣送工作的结束，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设立的十座战俘营有的被陆续关闭。到1940年1月剩下了六座战俘营:尤赫诺夫、格里亚佐维策、尤扎、奥斯塔什科夫、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
前三座战俘营关押“普通”战俘，而后三座，根据贝利亚在1939年11月19日的命令,成为关押“重要”战俘的“特别战俘营”。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旧别尔斯克的是波兰军队的军官，军衔从将军到上尉不等，包括波兰陆军、海军和空军军人，此外还有神父、军医、教授、画家、记者等随军人员和平民。
科泽利斯克战俘营旧迹
关押在奥斯塔什科夫的是波兰情报人员、反间谍人员、宪兵、狱吏、警察、童子军、以及波兰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地主、贵族、工厂主、“定居者”(波苏战争结束后，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地区获得波兰政府颁赠的农业土地的波兰退伍军人)和来自德国占领区的难民(被称为“越境者”)。根据1940年3月16日的统计，即处决波兰战俘之前的最后一次统计，三座“特别战俘营”的囚犯构成是这样的:
科泽利斯克战俘营关押了4594人,包括4 名陆军将军，其中三人早已退役:首先是亨里克·敏凯耶维茨少将，他在波苏战争中是波兰第2步兵师师长，1934年退役，其妻子在1939年苏联军队入侵苏瓦乌基城时被红军打死，本人被NKVD逮捕，投入战俘营。
关押在科泽利斯克的第二位波兰将军是布罗尼斯瓦夫·波哈特雷维茨准将，他在波苏战争中指挥波军第81团，后来担任华沙高等军事学院的院长和第18师师长，1927年退役，1939年在家中被 NKVD 逮捕。
布罗尼斯瓦夫·波哈特雷维茨(1870-1940),波兰陆军准将，卡廷屠杀遇难者
科泽利斯克战俘营中的第三位将军是米耶茨斯瓦夫·斯莫拉文斯基准将，在波苏战争中是波兰第4步兵团团长，后来任第2步兵师师长。1926年，他曾经率部支持毕苏茨基将军的政变(顺便说一下，这场“反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政变是受到波兰社会主义革命者拥护和共产国际支持的，毕苏茨基将军本人曾是奉行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波兰社会党成员)。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他正在卢布林地区对波兰陆军预备役第39师实施动员。苏军入侵波兰后，他解散了缺乏武器装备的这支部队，让士兵及士官自行向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边界前进，斯莫拉文斯基本人带着一些军官渡过布格河、准备继续同德国人战斗，然而却 在9月20日被苏军部队包围并俘虏，经一系列战俘营的转运，在1939年11月被关入科泽利斯克。
米耶茨斯瓦夫·斯莫拉文斯基(1893-1940),波兰陆军准将，卡廷屠杀遇难者
关在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第四位波兰将军是耶日·沃乌科维茨基准将，他的经历比较有意思。在1905年日俄对马海战中，他是帝俄海军战列舰“尼古拉一世”上的军官。当“尼古拉一世”号所在的涅博加托夫分舰队失去战斗意愿、准备向日本舰队投降时，沃乌科维茨基强烈主张应当战斗到底，然后炸毁军舰、设法逃生。他的事迹后来传到战败后士气低落的俄国国内，因此被视为英雄，并获得圣乔治十字勋章。
十月革命后，沃乌科维茨基和其他一些在帝俄军队中服役的波兰军人经西伯利亚返回波兰，先后任波兰海军内河舰队司令、国防部海军局总监、陆军第27军军长。沃乌科维茨基在1938年退役，翌年德国入侵波兰时重新入伍，成为普鲁士集团军司令部班子成员和海乌姆城防司令。9月17日，沃乌科维茨基的部队被编入卢布林集团军，与德国第2装甲师和第28猎兵师作战，9月28 日被苏联军队俘虏，先是关押在普季夫利战俘营，随后转到科泽利斯克。1940年4月，他被转往格里亚佐维策战俘营，没有像同营的其他军人那样被运往卡廷森林处决。
1941年8月，沃乌科维茨基将军被释放，随即加入了在苏联领土上组建的波兰军队，并随其前往中东。二战结束后沃乌科维茨基在英国定居，直到1983年才去世，活到了99岁。至于斯大林和贝利亚为什么要保住这位沙皇俄国时代的有功之臣，这也许要从前面提到过的、被纳粹分子夸赞过的“表现在对一些伟大的俄国历史人物及其功勋的赞扬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同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融合”角度来看。
在科泽利斯克战俘营中还有一位波兰海军现役将军，即哈维尔·切尔尼茨基海军少将，他曾经在帝俄海军的“塞瓦斯托波尔”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战列舰上担任工程师，十月革命后参加了波兰海军的组建工作，是波兰海军后勤部门的负责人，建设了格丁尼亚海军基地，还在三十年代主持了波兰海军“暴风”级驱逐舰的设计和建造工作。二战爆发后，他负责安排波兰海军人员从华沙和格丁尼亚撤往东部地区，在平斯克省的布罗迪城被红军部队拦截。红军把切尔尼茨基和其他海军官员统统释放，让他们回家，然而不久之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搜捕队又将他逮捕，先后关入西乌克兰的一系列NKVD监狱，最终送往科泽利斯克战俘营。
1940年春天关押在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其他波兰战俘还包括26 名陆军上校、2名海军上校、72名陆军中校、3名海军中校、232名陆军少校、12名海军少校、647 名陆军上尉、3480名其他军官、8 名随军神父(其中包括一名随军犹太教拉比，即1940年4月12 日被枪杀在卡廷森林中的巴卢赫·斯泰恩贝格)、9 名地主、61名波兰国家要员、5名士兵和37 名难民。在军官中，有将近一半是战争爆发后应召入伍的预备役军官，其中有21名大学教授，包括著名的数学家斯特凡·卡什马尔茨教授、几百名教师(包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中学时代的化学老师米罗斯拉夫·莫罗兹)、律师、医生、工程师，三百多名医师和药剂师，以及一百多名作家和记者。在被列为“其他军官”的战俘中有两百多名波兰空军飞行员，包括一名女飞行员--雅尼娜·莱万多夫斯卡。
斯特凡·卡什马尔茨教授(1895-1940)
1940年3月关押在旧别尔斯克战俘营的波兰战俘有3896人，包括9名陆军将军:莱昂·比勒维茨准将(已退役)、亚历山大·科瓦廖夫斯基准将（已退役)、卡西米尔·奥利克-武科斯基准将、康斯坦丁·皮尔索夫斯基骑兵准将(已退役)、弗朗西斯·西科斯基准将(已退役);列昂纳德·斯基尔斯基少将(已退役);彼得·斯库拉托维茨少将。五位退役将军中，有四人是在家中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西科斯基准将在1939年重新应召服役，是在利沃夫战役中抵抗德军的指挥官之一，将该城交给苏军后不久也被逮捕。
在旧别尔斯克的囚犯中，声望最高的是斯坦尼斯瓦夫·冯·哈勒-哈伦堡少将，他是德裔波兰人，来自奥匈帝国著名的军事家族，其堂兄约瑟夫·冯·哈勒-哈伦堡是波兰陆军中将和波兰童子军团长。波苏战争期间，斯坦尼斯瓦夫·冯·哈勒曾在布格河畔击败布琼尼的骑兵军团，1926年任波兰陆军总参谋长，毕苏茨基政变后辞职赋闲，1939年在家中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1940年与旧别尔斯克战俘营中的其他波兰军官一道在哈尔科夫的NKVD监狱中被处决。1941年8月波兰流亡总理西科斯基缺席任命哈勒为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的总司令，此时各方(除了苏联人外),尚不知道他早在一年多以前就已遇害。
斯坦尼斯瓦夫·冯·哈勒-哈伦堡少将(1872-1940)，三次担任波兰陆军总参谋长,1940年在哈尔科夫NKVD 监狱被害
切斯瓦夫·雅努斯基耶维茨准将是旧别尔斯克战俘营中唯一幸免遇害的波兰将军，他曾经担任波兰陆军教育总监，NKVD为了获得情报而把他转往卢比扬卡监狱进行详细审讯，结果幸运地赶上了1941年大赦波兰公民，随即加入安德斯将军组建的波兰军队，离开了苏联。
关押在旧别尔斯克的其余波兰囚犯包括55名上校、126名中校、315名少校、845 名上尉、2528 名其他军官(主要是中尉，包括600多名波兰空军飞行员)、9 名随军神父、2名地主、5 名波兰政府官员和3 名“其他人员”(波兰社会活动家)。从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两地的关押人员构成可以看出来，虽然关押在两地的波兰人主要是军官，但也包括平民，以及在非战斗行动中由NKVD逮捕的预备役军人和退役军官。这也是许多研究卡廷屠杀的西方学者更倾向于把这些营地称为“集中营”而非“战俘营”的原因。
在第三座“特别战俘营”，即位于湖心岛屿上、与世隔绝的奥斯塔什科夫营地，在1940年3月关押了6364人。其中警察和宪兵高级官员288人，警察及宪兵下级军官775人，普通警察、宪兵和边防军战士4924人，狱吏189人，波兰总参谋部二处的情报人员9人，“应遣散的人员”72人，随军神父5人，“定居者”35人，“越境者”(难民)67人。
综上所述，1940年3月16日关押在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三处营地的波兰战俘及平民加起来是14854人。在1939年12月31日，三个营地的总人数是15087人。也就是说，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三个营地“净减少”了233人。被转出这三地的波兰人主要是被送往莫斯科的卢比扬卡监狱和各州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监狱，也有一些人被遣散释放了，同时NKVD还向三处战俘营关入了一些新抓捕的“定居者”和难民。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那些劳动营中，劳动态度不好的士兵俘虏也有被送往专门关押军警宪特的奥斯塔什科夫集中营的。在这三座战俘营被关押的波兰人当中，有许多人是波兰族，但也有不少白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的波兰军人，还有一些战俘是日耳曼族、犹太族和罗马尼亚族。
1939 年10月20日，弗朗西斯·西科斯基将军从旧别尔斯克战俘营中给铁木辛哥去信说:“我和我的部下之所以没有理会德军统帅部在给我们的书面建议中曾经许诺的最优厚的投降条件，没有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后退一步，而毫不犹豫地与苏军进行谈判，是因为我们相信贵国与德国相反，保证对各民族和个人采取公正的原则。”西科斯基提醒铁木辛哥注意，“推迟释放我们，使我们所有人及我们的家属处境极为艰难……关押在旧别尔斯克，并且个人自由在这里受到限制，使我们感到极为痛苦。”他希望苏方能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使波兰战俘尽快获得自由。
在哈尔科夫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切斯瓦夫·雅努斯基耶维茨准将(1888-1988，左起第三人)
1940年1月，旧别尔斯克的一群波兰上校给战俘营领导发去了一封更加直截了当的信:“请向我们说明，苏联政府怎么看待我们。确切地说，就是是否认为我们是战俘?如果认为是，那么我们请求按照各国政府公认的对待战俘的国际准则对待我们，首先应当使我们能够自由求见在苏联领土上照顾波兰及波兰公民利益的外国大使馆，与红十字会建立联系，使我们能与家人通信，公布所有战俘名单，释放退役和预备役军人战俘，适当发放津贴等等。如果苏联政府认为我们是被捕者，那么请通知我们，我们是因为什么罪被剥夺自由的，并请对我们正式提出公诉。如果我们是被拘留者，那么请向我们说明，我们的哪些行动导致了限制我们的自由。何况，请记住这一点，即我们是在波兰共和国的领土上被拘捕的。”不过，这封信和西科斯基的信一样如同泥牛人海，毫无回音。
如前面提到过的，在旧别尔斯克和科泽利斯克关押的波兰战俘中有许多人是医生、教授、记者等预备役军人，是在战争爆发后被征召到军队里来的。被关押在旧别尔斯克的一百多名波兰军医和药剂师向伏罗希洛夫去信，指出他们是在履行军医职责时被俘的，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争结束后应当立即释放他们。搞不明白怎么回事的旧别尔斯克战俘营负责人把军医们的要求向莫斯科的上级做了汇报，一周后收到了答复:“日内瓦公约不是您在实际工作中应该遵循的文件。请您在工作中遵守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管理局的指示。”
在奥斯塔什科夫关押的警察和边防军里面，大部分人是工人和农民，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无法在正规军里服役，而在战争爆发后加入辅助性部队的。战俘营的负责人建议释放他们回家，但是贝利亚也拒绝了这个建议。他在1939年10月8日签发了一项给各战俘营“特别科”的秘密指令，要求 NKVD工作人员坚持不懈地揭发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隶属于NKVD州局特别处的工作人员在战俘中招募了间谍，向他们报告波兰军官的情绪。
被关押的波兰战俘能有什么样的情绪呢?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不释放他们，为什么不允许他们与亲友联系和接收信件。大多数人想与德国人作战，希望苏联方面能够早日释放他们，请求允许他们去英国或法国。绝大多数波兰军官并不喜欢苏联，而且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他们认为自己落入目前的境遇并不是由于与苏联进行了交战，而是恰恰相反;导致他们没有被释放的理由，也不是由于他们每个人都有反苏现行活动，而仅仅是根据他们原来所从事的职业和在军队中的职衔。这令战俘们从心理上很难接受。
在要求按照国际公约享有战俘待遇的一系列努力被苏方无视之后，三座特别战俘营的囚犯采取了更加激烈的斗争方式。旧别尔斯克的一些军官组织了“文化学习小组”，宣传“波兰不会灭亡”、“波兰还会复兴"、“英法肯定会胜利、希特勒德国最终肯定要失败”等“反苏观点”，进行弥撒和祈祷等“反苏宗教活动仪式”。在科泽利斯克，由于管理方给战俘食用变质的食物、波兰战俘从1940年1月起发起了绝食活动。在奥斯塔什科夫，一些战俘以违反战俘营制度、蹲禁闭室为荣，还有一些战俘准备逃跑，前往正在与苏联打仗的芬兰。某些战俘甚至准备组织全部囚犯集体逃跑的大规模事件，为此要消灭战俘营警卫队。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收买的间谍掌握了这些动向，副内务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紧急指示战俘管理局局长索普鲁年科“采取措施加强警卫，除掉为首分子”。
1939年11月30日，苏联入侵芬兰。这一次苏联领导人相信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赢得战争的胜利，并抓获大量芬兰战俘。为了避免像入侵波兰那样由于战俘大量涌入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营系统而导致各种问题，贝利亚在12月1日下令提前为芬兰战俘准备接收站，预计第一批战俘数量为1.1万人。
战俘管理局选择的接收地点包括尤扎、尤赫诺夫、普季夫利和格里亚佐维策四座关押波兰俘虏的战俘营，以及位于莫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北部的捷姆尼科夫战俘营。至于芬兰战俘中的军官、警察、宪兵、边防军和政府官员，将与普通士兵分开关押，集中关到三座关押波兰战俘的“特别战俘营”中的一座，为此有必要在其中的一座战俘营腾出空间。索普鲁年科对三座特别战俘营进行了视察，随后向贝利亚提出了进一步处理三座营地中波兰战俘的建议。他提议把黑色冶金人民委员部劳动营中的波兰战俘转为雇佣工人，把从事筑路和修筑军事活动的NKVD第一劳动营中的士兵战俘遣散回家，以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中的五千名波兰警察取而代之;至于关押在科泽利斯克和旧别尔斯克的九千名波兰军官，则加以分类，确定哪些人可以释放，哪些人应当继续关押。
索普鲁年科的报告引起了贝利亚的重视。12月4日，他向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派去了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总局侦查员别洛佩利茨领导的侦查组，其任务是整理该营中所有波兰囚犯的侦查案卷，并向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别会议”提交终审材料。所谓“特别会议”是契卡从1922年开始采用的一种审理机构，它对所有案件的审理都是在被告人和辩护人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特别会议的判决即为终审判决，被告不得上诉，一经判决立即执行。在30年代苏联大清洗中，这个“特别会议”承担了很大一部分审讯和判决工作，沾满了老布尔什维克、苏共党员、各国在苏共产党员、红军指挥员和苏联各民族，各阶层普通人民的鲜血。把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囚犯的案卷移交“特别会议”，也就意味着贝利亚和斯大林已经决定要对这些波兰战俘进行“Die Endloesung”(德文:最终解决)了。
彼得·索普鲁年科(1908-1992) NKVD 战俘事务管理局局长
1939 年12月31日，战俘管理局政委涅霍罗肖夫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经济管理总局第二处处长卢基扬诺夫前往旧别尔斯克、战俘管理局副局长波卢金和经济管理总局第一处处长约尔什前往科泽利斯克，对这两个战俘营的波兰军官也展开终审侦查工作。
侦查小组的工作一方面在于整理全体波兰战俘的案卷资料，同时也着重在军官战俘中继续寻找波兰谍报人员和反间谍人员、波兰总参二处人员和边防军人员的踪迹，在这些人口中套取有用的情报(比如战前波兰派往苏联和德国的间谍名单，以及在波兰两个占领区的地下潜伏人员名单)。前往科泽利斯克战俘营的瓦西里·扎鲁宾就属于这一类侦查人员。
他是苏联“隐蔽战线”中的一位传奇人物，从二十年代起和妻子一道先后在芬兰、中国、法国、丹麦和德国工作。他在结束战俘甄别工作后一度被指控为“盖世太保间谍”而被逮捕，但是不久就被斯大林下令释放，在1941年春天派往中国，当年秋天又被派往美国，其妻子伊丽莎白·扎鲁宾娜是为苏联窃取原子弹情报的功臣之一，1929年还在德国招募了维利·莱曼，后者后来成为盖世太保官员，被认为是《春天的17个瞬间》中苏联特工“施季里茨”的原型。
侦查组的另一项工作是对战俘中的“反革命组织”进行侦查，收集整理战俘当中的“反苏情绪”和“反苏言论”，特别要整理出那些表露出爱国主义情绪 (唱波兰国歌、秘密制作波兰国旗、公开宣称波兰没有灭亡)的，要求获得释放并前往国外以继续参加对德作战的，散播亲英法、亲芬兰言论(当时苏联在侵芬战争中遭到惨败，不少波兰战俘对此幸灾乐祸)的，散播反德国言论 (比如“希特勒迟早会进攻苏联”之类，内务人民委员部将这种言论定性为“反苏挑拨言论”)的，从事宗教活动的，以及情绪消极、试图自杀或逃跑的波兰战俘名单。这份名单对于“特别会议”决定对战俘作出何种判决来说非常重要，但是应当指出其对于“反苏言论”的定性标准和依据是十分荒谬的，特别是以反纳粹德国的言论作为“反苏”的依据，这样的话三座战俘营中几乎所有波兰战俘都不能逃脱。
1940年2月，苏军用巨大的生命代价突破了芬兰的曼纳海姆防线，苏芬战争即将结束。苏军在整个苏芬战争中俘虏的芬兰军人只有1100人，和原先预期的数字有巨大差距，就连最小的格里亚佐维策战俘营容纳这些芬兰战俘都绰绰有余。在苏联和芬兰秘密进行的媾和谈判中，已经包含了停战后互相遣返战俘的内容，而且在苏联俘获的芬兰战俘中并没有警察、宪兵、司法系统人员和政府官员。
可以说为了容纳重要的芬兰战俘而在三座特别战俘营中“腾出来空间”，已经没有必要了。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侦查工作还在按照惯性继续进行下去，此时重点已经不在于甄别这三座战俘营中哪些人要释放、哪些人要转入劳动营、哪些人要投入监狱或处决了，而是向着侦查战俘营中的“反苏言论”、“反苏情绪”的方向发展下去。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这种带有倾向性的侦查本身几乎就等于宣判了被侦查者的死刑。
1940年2月20日，索普鲁年科向贝利亚提出了另一份“减负报告”，提议释放旧别尔斯克及科泽利斯克军官战俘中的重病人、结核病患者、残疾者、60岁以上的老人(约300人)。家在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的预备役军官中，没有劣迹的农艺师、医生、工程师、技术员和教师也可以释放回家。根据初步估计，这批人大约在400到500人之间。对于在两个多月的侦查活动中在两座军官战俘营里发现的边防军军官、司法人员、地主、“射手”组织成员、总参二处军官和谍报军官、以及“反苏组织成员”(约400人)，也建议办理好他们的案卷，移交“特别会议”审理，并将这些人从战俘营系统转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狱系统。
1940年2月22日，贝利亚向战俘管理局、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及 NKVD伏罗希洛夫州局、斯摩棱斯克州局和加里宁州局发去指示:“将关押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奥斯塔什科夫营中的原波兰狱吏、谍报人员、奸细、定居者、司法人员、地主、工厂主、商人及大所有者全部转至监狱，移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构……将战俘转移至监狱的全部工作应严格保密，此点务望注意。”贝利亚要求各营在五天之内查清上述人员的准确数目，并继续在营内寻找相同人员。
贝利亚的这道指令并没有直接提及对这些战俘的处置办法，但从当时苏联政治保卫系统运行的规律来看，将上述战俘移交NKVD监狱系统，显然并不是准备将其继续一关了事，否则的话本可以将其集中在关押这类人的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而且从这些人的“阶级身份”来看，将其转入NKVD监狱显然也不是为了释放他们，更不是像索普鲁年科建议的那样准备把他们转至劳动营继续使用，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根本用不着经过监狱这一道中转手续，何况在被关押的“定居者、地主、工厂主、商人、大所有者”当中有许多老年人、重病号和残疾人。可以认为，贝利亚的这道命令本身已经隐约透露出了苏联准备对这些波兰战俘采用的最终处理方式--极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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