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2月1日，南京朝天宫大殿内外人群聚集，殷汝耕被押到执行地点。这个曾经在冀东扶植伪政权的人，临刑前没有继续争辩，而是向押送人员提出请求：“能不能让我念几声佛经？”得到允许后，他低声诵念《金刚经》。
枪决之前的这段插曲，常被人们记住。但比诵经更值得追问的，是他为什么直到生命尽头，仍坚称自己“不是叛国”。一个人的临终姿态，可以有恐惧，也可以有悔意，却不能替代已经发生的事实。
殷汝耕出生于1883年，福建福州人。少年时期，他依靠家族安排获得赴日留学机会。清末派遣留学生，是为了学习日本近代制度和技术，回国后服务于中国。殷汝耕却在长期旅日经历中，逐渐把个人前途同日本政界、军界的关系捆在了一起。
他曾接触黄兴等革命人士，也加入过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不过，他并非那种能够为理想长期承担风险的人。局势稍有变化，他便调整方向。后来再次赴日求学时，他花费不少精力经营人脉，与日本浪人和特务往来密切，还娶了日本妻子，取名井上耕二。
这类选择并不能单凭婚姻或姓名判断一个人的立场，却反映出他对日本社会的主动靠拢。其兄殷汝骊曾担心弟弟品行失守，甚至可能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遗憾的是，这种担忧后来逐步变成现实。
回国后，殷汝耕做过外交、财政及地方行政方面的工作，凭借熟悉日语和日本政界的优势，得到国民政府重用。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冀东部分地区被划为非武装区，殷汝耕先后担任相关行政区的专员。这个位置让他掌握了地方事务，也给日本方面继续拉拢他提供了便利。
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宣布冀东“自治”，公开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同年12月，他出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主席。名义上的自治，实际是在日本武力威胁下建立的傀儡政权。它没有独立外交和军事主权，重要政策都受到日本方面操控。
上台之后，殷汝耕推行亲日政策，发行缺乏信誉的纸币，纵容走私活动，压制抗日力量，还在教育领域削弱中国历史内容，强化日语和所谓“中日亲善”宣传。地方民众并未因此得到安宁，反而承受了搜刮、管制与战争压力。
有意思的是，连他手下的武装人员也并不愿意始终听命。张庆余、张砚田等人后来发动起义，冀东伪军内部出现分裂。殷汝耕一度被日本方面拘押，甚至面临被处置的危险。获释后，他没有借此反省，反而继续寻找为日本效力的机会。
抗日战争后期，他转入汪精卫集团，担任伪政权经济机构和煤矿企业中的职务。为了重新获得日本人的信任，他曾提出疏浚运河、便利运输等主张。这样的建议，表面上披着建设外衣，实质却服务于侵略者调运人员和物资。
1945年日本战败后，殷汝耕在北平被捕，随后被押往南京受审。首都高等法院初审时，曾以破坏国体、窃据国土等罪名判处无期徒刑并终身褫夺公权。他不服判决，继续上诉，还撰写文字为自己辩护，声称此前的行为是“协助抗日”。
1947年7月，南京高等法院改判其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并没收其大部分财产。面对这一结果，殷汝耕仍未承认自己构成卖国。他写诗说：“春来春去有定时，花开花落无尽期。人生代谢亦如此，杀身成仁何所辞。”
这句“杀身成仁”，原本指为正义牺牲，放在他的身上，却显得格外刺目。所谓忠贞，不能靠诗句自封；所谓报国，也不能建立在接受侵略者扶植、损害国家主权之上。
临刑前，殷汝耕又抄写《金刚经》。押送途中，他一边念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边突然喊道：“本人并非叛国，我的心还是向着国家的。”押送人员没有回应。朝天宫的枪声响起后，这场持续多年的自我辩解，也随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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