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柏克的《法国大革命反思录》，意识到一个问题。中国的辛亥革命是近代历史上罕见的没有处决末代君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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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后人看起来，辛亥革命像一锅夹生饭，满清王室还在，袁世凯从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变成了民国总统，前清遗老们摇身一变又成了民国要员，大部分老百姓辫子都没剪。但是，彻底的打碎和妥协中前进，各有各的成本，各有各的收益，不能以事后的理想假设来苛责前人。
无论怎么说，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大型现代主权共和国，那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柏克活到 1912年（柏克死于1797年，路易十六被处决于1793年），他一定会欣赏中国人的温和与节制。
辛亥革命之前：
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决；
1633年，查理一世骑马画像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处决，9个月后，王后玛丽被处决；
1783年，手持玫瑰的玛丽王后
英国人和法国人很快就后悔了，因为紧跟着的克伦威尔和雅各宾专政，让人们发现处决国王开启了专制暴政、藐视契约、流血斗争的先河。英国人、法国人从处决国王的狂喜中回过神来，心情沮丧而惆怅，就像一场宿醉之后醒来，不愿再回想昨夜的放纵狂欢。
两三百年来，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处决国王的日子，既没有任何庆祝也羞于纪念。回忆往事，他们只觉得惆怅和遗憾。甚至随着岁月增长，查理一世反而作为 "殉道者"被祭奠，英国圣公会将1月30日定为查理一世殉道日。
辛亥革命之后，紧跟着的俄国革命，1918年处决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包括沙皇的五个孩子，唯一的儿子也是最小的孩子，死时只有13岁。
1913年， 尼古拉二世与儿子阿列克谢（9岁）合影
即使是欧洲，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的末代国王在二战后被迫退位流亡，希腊王室也在政变后仓皇出逃。能够像辛亥革命这样文明交接的，实在是举世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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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当时，欧美观察家们先是感到大出意外（大概等同于我们看到缅甸发生民主选举并稳妥交接），接着就表达了敬佩之情。泰晤士报当时的社论写道：“历史上很少见到如此惊人的革命，或许可以说，从来没有过一次规模相等的、在各个阶段中流血这样少的革命”。
当然，这也留下了很多遗憾，比如被后人认为革命精神不够彻底，革命果实被投机政客窃取等等。以及满清皇室最终为虎作伥，帮助日本侵略者建立了分裂民族的伪满洲国。
但是，我们随便假想一下，就算处死了溥仪，日本人还可以会去找爱新觉罗皇叔、皇侄等等宗亲贵胄。这不过是个名义的包装而已。有据可查， 1936年爱新觉罗宗谱，满清宗室仅男丁就还有数万之多。
爱新觉罗家族祭祖活动
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伪满洲国而回溯历史，认为当时杀了小皇帝更好。不能因为后面出现了伪满洲国，就因为当时的和平交接而贬低一个民族的智慧。
事实上，关键路口的抉择绝非顺理成章，当时仍有不可忽视的激进力量主张处决皇帝。但最终同时多个原因促成了革命的现实选择。
首先，新皇帝 1908年登基的时候只有2岁，到革命时也就是个6岁的小娃娃。革命党讨厌的慈禧太后，那个名义上应该为民族所有屈辱负责的人，早已经死了。
1908年，载沣怀抱溥杰，站着的是溥仪
其次，北洋军力量强大，袁世凯操弄着政治平衡，不仅不能帮革命派杀皇帝，反而需要让清王室看起来还有点力量，以便均衡和压制革命党对胜利的渴望，他从而可以居中渔利。
最关键的是，以孙先生为首的革命党领导集团的远见，他们最终认识到满清皇帝是天下共主，革命口号从 “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如果杀了皇帝，满、蒙、回、藏必将分崩离析，中国不但无法维持统一，还必将陷于不同民族的内部战争和血海深仇。
当然，最后一点，我们可以勉强追溯中华文化自 带政治包容的底色，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也。
不能完全归结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似乎有点遗憾。毕竟本质是，中国人精神传统里现实主义的强大，才会在清民鼎革之际，各种力量的微妙平衡中，实现了出乎意料的和平转轨；又在几十年后的力量此消彼长中，新的国家在内战的血泊中诞生。
然而，现实主义没有什么不好，他在某些情况下，现实就等同于理性。承认现实就不容易被极端因素所绑架，绝对好过我们至今看到的有些民族，要么为了宗教，要么为了一姓之私欲，他们可以为了这极端的主张，放弃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一切。
但 “现实”的缺陷是，由于现实往往由力量决定，于是人们往往只信奉力量。过于现实与过于理想都可能导致一个民族的选择可能伴随极其高昂的代价。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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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讲到了革命派，还没有讲清王室。
不要忘记，清朝还有兵，理论上满清皇室可以鱼死网破，还会死更多人。但最终王室后退了一步，这一步是睿智的。王室主动退位这一行为本身可以成为民族史的荣光，它成为好的历史的一部分。
隆裕太后其实是因良弼被暗杀吓到了。
良弼这个人，后来名气很大。很容易让人以为这人出身优渥，仗着父辈荣光混上官差。其实不是的，他虽然也姓爱新觉罗，但也仅仅是有个姓氏而已。到他这一代，家族早已没落为驻防旗人，衣食绝不优厚，而且 早年丧父，与母亲相依为命。
但良弼意志坚强、品学兼优，素有清名。 1899年，良弼22岁，被选送赴日本留学，先后入读成城学校（陆军预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就一直投身军旅，到革命前，已官至禁卫军协都统（后被冯国璋接替），军中颇有人脉。是坚定的保皇党。这没办法，他姓爱新觉罗。
1907-1909年间，良弼曾任禁卫军第一协统领（相当于禁卫军少将旅长）、军学司司长（主管全国陆军教学）
良弼 是救过一些人的。辛亥革命起，南方满人多遭屠戮，消息传到北京，满人提议杀死北京汉人，朝廷允许。良弼声泪俱下、极力劝阻，最终摄政王载沣收回成命，北京城避免了一次血流成河。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良弼牵头组织宗社党，反对南北议和与清帝逊位，主张罢黜袁世凯，与革命党血战到底。
1月26日晚，良弼乘车回到自家府邸，刚下 车，一颗炸弹即在脚边炸响，良弼当场被炸断左腿、身负重伤，刺客也当场身亡。
刺客是革命党人彭家珍，也是四川人，出生于成都金堂县，时年仅有 23岁。行刺之前，彭家珍在旅馆里写下绝命书：“共和成，虽死亦荣。共和不成，虽生亦辱。与其生受辱，不如死得荣。”
1911 年末—1912 年初，彭家珍生前肖像，照相馆拍摄
两日后，良弼死亡，死时35岁，原本也是英雄当打之年。
再十多天后，2月12日，隆裕太后发布《清帝逊位诏书》。
良弼对时局早有清醒认识，不过立场不由得自己选择。死时他赞扬刺客彭家珍：“炸我者，英雄也。我死，大清遂亡”。
彭家珍自幼品学极佳，从小立志武力救国， 15岁考入四川武备学堂，爱好读革命书籍。1906年，18岁的彭家珍官派赴日本学习军事。
彭家珍如果安于岁月静好，他一定可以在清廷新军里混个高官。他干革命，也很早就脱颖而出成为杰出的领导者之一。在刺杀良弼时，他已担任京津同盟会军事部长（汪精卫任书记）。革命党人崇尚身先士卒，无惧流血和牺牲，彭家珍决定亲自动手。
彭家珍是近代史上，让中国人得以少流血的英雄之一。他极大概率的因为成功刺杀良弼，而阻止了满清的负隅顽抗，让中国人在近代转型征程上少了无谓的流血。
彭家珍死后被追赠为陆军大将军。追悼大会上，孙中山亲自宣读悼词，颂扬彭家珍“ 我老彭，收功弹丸”，意为“以一枚炸弹，立下建立共和的大功”。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亲自为彭家珍家属签发《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表彰彭家珍 “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成都彭家珍纪念馆
以前读日本汉史学家宫崎市定的书，他就特别赞美中国人，非常敬佩们这个民族文化和精神有深厚的传承，每到危难时期，总会有英雄人物力挽狂澜，不至于彻底沉沦。这倒确实是几千年历史验证过的。
今天再看晚清末年的变局，确实也是如此。越是艰难的岁月，最终越是英雄辈出；虽然彼此在对手阵营，却也都是顶天立地的豪杰。
辛亥年的奇迹与巧合，那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也具有冷静和睿智一面的结果。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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