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三年二月,大宋汴京,皇宫深处。
一道加急的黄纸诏书飞出九重宫阙,这会儿,太学博士李若水正紧锁眉头,满肚子怨气地挥笔写下一首《捕盗偶成》。
他刚听到个信儿,那个在山东横行霸道、大白天敢杀人的宋江,竟然摇身一变,带着三十六个兄弟受了朝廷的拜爵。
李若水怎么都想不通,那帮杀人如麻的强盗,怎么就成了身骑肥马、意气骄傲的朝廷命官?
这事儿不禁让人想起那个困扰无数读者的问题:这一百零八条所谓的“好汉”,到底有几个配得上“忠臣良将”这四个字?
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剥掉施耐庵给这帮人披上的那层名为“好汉”的画皮。
在《水浒传》的语境里,“好汉”这俩字水分极大,甚至常常透着一股讽刺味儿。
就像西门庆,在潘金莲眼里那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可在武松眼里,这厮就是郭德纲相声里那四个字——死有余辜。
施耐庵用“好汉”这个词,有时候仅仅是一种习惯,好比他说潘金莲偷情是“只因隔壁偷好汉,遂使身中怀鬼胎”。
您看,这词儿在书里,真未必全是褒义。
把目光转回那场著名的招安。
史料记载得既冷酷又真实,宋江受招安后,确实参加了征讨方腊的战役,但结局却很诡异——仗一打完,他就从史书里彻底消失了。
更讽刺的是,他在童贯统帅的二十万大军里,地位低得可怜。
并不是演义里那个威风八面的“前部正印先锋”,在《宋史》的记载中,真正统领大军的是王涣、马公直这些正规军官,而宋江的名字,是排在“裨将”那一栏里的。
什么叫裨将?
说白了就是副手,是偏将。
这还是混得好的,若是混得不好,连个名字都留不下。
但即便是个裨将,也比宋江那个“呼保义”的绰号响亮太多。
要知道,宋朝武官五十二阶,保义郎仅仅是个正九品的“寄禄官”,基本就是垫底的存在。
从这个角度看,宋江造反,根本不是什么替天行道,而是一个底层小吏在仕途无望后,试图通过暴力手段改变命运的投机赌博。
宋江是做不得忠臣良将的。
他在浔阳楼题的那两首反诗,早已暴露了他脑后的反骨和肚里的黑心。
他所谓的“替天行道”,不过是裹挟兄弟们为自己铺一条通往官场的血路。
在他领导下,梁山军杀害了无数朝廷将士。
最后他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纯属忽悠。
若恶人转个念头就能成佛,那好人十世苦修岂不成了笑话?
好人难道还不如一个挥舞屠刀的杀人犯?
如果说宋江是投机分子,那吴用就是彻头彻尾的逐利文人。
这人连“忠”字的边儿都不沾。
为了高官厚禄,他甚至动过叛国投敌的念头。
在三番五次招安不顺时,吴用曾对宋江耳语:“若论我小子愚意,从其大辽,岂不胜如梁山水寨?”
看看,这就是梁山的军师,为了利益,给谁当狗都行,这种人若是进了朝堂,绝对是第二个秦桧。
再看梁山上的那些朝廷降将,关胜、呼延灼之流,名头叫得震天响,骨子里却是贪生怕死之徒。
不管后世怎么洗白,他们在战场上被俘投降的那一刻,就已经失去了做忠臣的资格。
更恶劣的是,他们不仅投降,还调转枪头去杀昨天的同袍。
三国时的于禁不过是兵败被俘,就被羞辱得抑郁而终,谥号“厉侯”。
而关胜、呼延灼这些人,倒戈相向,毫无心理负担。
在任何朝代,这种叛将的下场通常只有两个:要么永不录用,要么杀头灭族。
指望他们做忠臣良将,无异于与虎谋皮。
至于那些出身公门的都头、节级,大多也是一丘之貉。
比如被称为“美髯公”的朱仝,长得仪表堂堂,被不少人视为好人。
但撕开面具,他其实是个隐藏极深的“黑警”。
作为公职人员,晁盖、宋江、雷横这些身负重罪的杀人犯,全是他私自放走的。
这种行为,首先是对身上那层官皮的不忠,其次是对国家法度的践踏。
一个连本职工作都做不好、知法犯法的公人,何谈忠义?
扒了这么多假面具,难道梁山真就全员恶人?
倒也未必。
在这片污泥浊水中,还真藏着几块璞玉。
第一个要说的,是那个打虎的武松。
别看他杀人如麻,其实他是梁山上最敬畏法律的“另类”。
当初哥哥武植被害,武松第一反应不是拔刀杀人,而是搜集骨殖、物证,拉着人证郓哥去县衙告状。
他是想走法律程序的。
直到官府贪赃枉法,正义无路可走,他才设立私刑公堂,审讯画押,祭奠亡兄,然后主动去县衙自首。
这一系列操作,说明武松心中是有“法”的。
武松不仅守法,更懂“忠”的真谛。
他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那是被逼到了绝境。
即便落草二龙山,他想的依然是“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却来寻访哥哥未迟”。
他是最早提出招安构想的人,但这并不代表他没原则。
当后来宋江把招安搞成了一场毫无底线的政治投机时,又是武松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这不是因为他想造反,而是因为他信奉“忠臣不事二主”。
在他眼里,要做就做得光明磊落,朝秦暮楚、反复无常,那是小人行径。
除了武松,鲁智深也是个被埋没的将才。
作为老种经略相公麾下的提辖,鲁达是正经的军官出身,战力强悍。
他虽然出家落草,但骨子里依然保留着职业军人的操守。
他反对招安时说的话很有意思:“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
请注意,他骂的是奸臣,维护的是皇帝。
这符合古代“清君侧”的忠臣逻辑——皇帝是好的,只是被坏人蒙蔽了。
如果有机会给他施展空间,鲁智深完全可能成为一代名将。
他最后生擒方腊却不肯回朝受封,不是因为他想造反,而是因为他不愿与那帮污浊的官僚同流合污。
出淤泥而不染,这恰恰是忠臣的最高境界。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角色,铁面孔目裴宣。
此人“为人忠直聪明,分毫不肯苟且”,就是因为太正直,得罪了贪滥知府才被刺配。
在梁山上,他负责定功赏罚,铁面无私。
如果大宋朝廷搞公务员面试,李逵、时迁这种人第一轮就得被刷下去,但裴宣绝对是甲等。
他长得“肉白肥胖,四平八稳”,不仅形象好,而且业务能力极强。
这样的人,放在任何一个清明的朝堂,都是标准的能臣干吏。
最后这位,可能争议最大——“梁山毒人”林冲。
金圣叹不喜欢他,觉得他毒。
但换个角度看,林冲身上其实隐隐透着一股“忠臣气质”。
他受了天大的委屈,家破人亡,却依然在忍。
只要有一线生机,他就不愿与朝廷彻底决裂。
他在朱贵酒店的白粉壁上题诗:“仗义是林冲,为人最朴忠…
他年若得志,威镇泰山东!”
这首诗写得明白,他想的是建功立业,是威镇一方,而不是像宋江那样“敢笑黄巢不丈夫”的造反宣言。
林冲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个标准的体制内精英,一心想为国效力,却被体制内的蛀虫逼上了绝路。
他的“忠”,是一种带着悲剧色彩的愚忠,但这恰恰证明了他具备成为良将的底色。
说到底,梁山一百零八人,大多是杀人放火的强盗、投机钻营的小人、或者是毫无底线的叛徒。
真正能被称为“忠臣良将”苗子的,满打满算,也就武松、鲁智深、裴宣、林冲这四位。
宣和年间的风云早已散去。
当我们合上书卷,不禁会做一个假设:如果您坐在“道君皇帝”赵佶的位置上,或者那个坐在龙椅上的人不是轻佻的赵佶,而是懂得放权的刘禅,这四位好汉的命运会不会被改写?
他们是否能从草莽中走出,在边疆的战场上,为这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博得一个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机会?
历史没有如果,但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在每一个读懂了“忠义”二字的看官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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