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6日,大别山里的风硬的像刀子。

这一天对于鄂东北根据地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红25军,那可是咱们的主力部队,突然拔营起寨,几千号人带着最好的枪炮,甚至连声招呼都没跟地方党委打,直接一头扎进了西征的漫漫长路。

留下来的是什么?

几百个缺胳膊少腿的伤病员,一帮连正经步枪都凑不齐的地方游击队,还有四面八方压过来的国民党正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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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算计,这根本就是个必死之局。

主力走了,天塌了,这仗还怎么打?

可谁也没想到,就在这片被当成“弃子”的土地上,一支叫“鄂东北独立团”的队伍,硬是玩出了一出“不死鸟”的神话。

这支队伍在三年里被整编拿走、被打散、甚至被洪水吞没,却整整四次在废墟里站了起来,一直撑到了抗战爆发。

这事儿得从罗山县深山里一个叫“止止洞”的破石洞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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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前脚刚走,第二天,也就是11月17日,一群被“精简”留下的地方干部就钻进了这个洞里。

这就是后来那个著名的“金竹林会议”。

当时大伙儿心里都慌得不行,省委跟着主力跑了,原本是大别山主心骨的高敬亭远在皖西,电台也联系不上,鄂东北瞬间成了没头的苍蝇。

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时候,有个50多岁的老头站了出来。

他叫王福明,河南新县人,是个一直搞地方工作的老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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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平均牺牲年龄只有20来岁的年代,50岁那是妥妥的高龄。

面对这么个烂摊子,王福明没在那哭天抹泪,他跟特委书记徐诚基一合计,拍板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吓一跳的决定:主力走了怕什么,咱们自己造主力!

这就是鄂东北独立团的第一次投胎。

为了给红25军西征打掩护,王福明把罗山教导营、光西战斗营,还有原本用来安置的伤病员全都拢到一块儿,硬是拼凑出了500多人的队伍。

这帮人看着是“老弱病残”,打起仗来却猛的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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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光山凌云寺设伏,一口气干掉了一百多个敌人,把国民党的围剿大军死死拖在罗汉公路上。

这帮拿着破枪的游击队,硬是让敌人以为主力红军还藏在大别山里没走。

可是吧,老天爷似乎非要跟这支队伍过不去。

12月下旬,王福明为了寻找失联的省委领导高敬亭,忍痛把这支刚练出来的“心头肉”——第一代独立团,派往皖西。

这支部队在方永乐的带领下,那是真不容易,在山里钻了两个月,终于在金寨境内的“抱儿山”找到了高敬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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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的高敬亭也是惨,身边没剩下几个人。

两军会师,高敬亭高兴坏了,但他接下来的决定,直接让鄂东北的同志们透心凉。

为了重建被打残的红28军,高敬亭大手一挥,把这支千里迢迢赶来“寻亲”的鄂东北独立团,直接编入了红28军序列,改编成了特务营。

这意味着啥?

意味着刚刚有点起色的鄂东北根据地,一夜之间又变成了光杆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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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波操作,换谁都得破防。

主力又没了,咋整?

鄂东北的共产党人展现出了那种令人咋舌的韧劲。

1935年2月,王福明把牙一咬,再次下令:重建!

这就是第二次组建鄂东北独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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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他们主要是靠光山独立营和河口特务营,虽然只有300多人,但团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开国中将梁从学。

这支新部队刚成立就奔袭二郎店,缴了一百多支枪。

可惜啊,英雄往往都命苦,这似乎是个死循环。

就在部队刚刚成型的时候,出了个叛徒叫詹以景,把根据地给卖了。

50多岁的王福明在凌云寺附近被捕,接着就遭了毒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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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大别山的“补天者”,到死都没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王福明虽然牺牲了,但鄂东北的骨头还在。

卢崇珠接任道委书记,继续在大山里跟敌人兜圈子。

直到1935年5月,高敬亭带着红28军杀回鄂东北,在白石山跟道委会师。

这一次,为了集中力量西征桐柏山,高敬亭又做了一个特别“无情”的决定:把第二次组建的独立团连同道委特务营,全部编入红28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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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留火种,他只给鄂东北留下了30名干部战士。

你没听错,就30个人。

用30个人守住几百里的大别山?

这听起来跟讲神话故事差不多。

但继任的道委负责人罗作凡没有退路,他在“邹家岗会议”上拍桌子:就这30个人当种子,收拢伤员和流散的游击队员,第三次重建鄂东北独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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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三次重建的独立团,那是真叫一个惨。

他们不光要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还得应对内部的折腾。

高敬亭作为当时大别山的一把手,在那种极度残酷的环境下,为了纯洁队伍,搞了一系列的肃反整顿。

这事儿说起来复杂,但在当时那种高压环境下,确实导致了鄂东北好几位优秀干部,像卢崇珠、罗作凡、陈守信这些人被错杀。

这是大别山历史上最让人心里堵得慌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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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样,独立团的战士们还是没二话,依然死磕。

1937年6月,蒋介石搞了个“三个月秘密清剿”,第三代独立团为了掩护道委机关突围,在暴雨里跟好几倍的敌人血战。

最后因为指挥上出了点岔子,再加上突发的山洪,这支部队在两叉河遭遇了灭顶之灾。

大部分战士不是死在枪口下,就是被洪水卷走了,最后冲出重围的,又只剩下30多人。

又是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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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好像就在这画圈圈,怎么转都转不出去。

这时候离全面抗战爆发就剩一个月了,大别山的这点星星之火,看着随时都要灭。

但就在这个绝境里,鄂东北道委代理书记吴先元,在高敬亭的指导下,把仅存的30个火种跟光麻地区的游击师合编,第四次重建了鄂东北独立团。

这支只有140多人的“第四代”部队,跟钉子一样扎在平汉铁路沿线,袭击车站、拔除据点,短短几个月就迅速壮大起来。

1937年9月,国共合作抗战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大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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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历经四次毁灭、四次重生的鄂东北独立团,奉命开赴红安七里坪集结。

这或许才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猛料”——那个名为“信仰”的东西,真的比骨头还硬。

哪怕是被自己人误解、被敌人追杀、被老天爷捉弄,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们就能再长出来。

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咱们看到的不是啥神机妙算的战术,就是一群人在绝望里死撑。

从金竹林的那个冷得要命的冬天开始,不管主力怎么抽调,不管环境多恶劣,鄂东北独立团始终像大别山上的野草一样,烧光一片,春风一吹又是一片。

1938年春天,这支队伍被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九团,在高敬亭的率领下挺进皖中,打响了新四军在巢湖抗日的第一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