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广西桂林的灌阳县文史脉络里，曾修过几次地方志，现存三版旧志，分别是康熙版，道光版，民国版，其中，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刊刻的《灌阳县志》，是承前启后的关键的一本。
他上接康熙版，是现存几版灌阳地方志中，体系最完整，内容也最详实的一版，所以，也是现代人了解灌阳地方文史重要的参考典籍。
其实，灌阳县地处都庞岭腹地，这算是“岭南”的分界线上，本身县制的人文绵长，但真正纳进“广西”地界，有了“广西”的记忆，是在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
在明嘉靖年前后，全国有过一次修地方志高峰，这是当时朝廷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动，地方治理的需要的一项举措，也就是在这一浪潮之下，在嘉靖六年（1527年），灌阳县完成了本地的第一本《灌阳县志》的编修工作。
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后来就再也没有续修，增修，而且后来的历史变故，这一版县志就失传了。
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前后，社会处于时代盛世之中，同样是“朝廷施政需要”，把修地方志作为一次地方官员政绩考核来看，所以各地又掀起一次修地方志的热潮。所以，灌阳县又开始一次修《灌阳县志》的工作。但康熙版有点急于求成的，或是说应付检查的意思，对于地方的乡土人文内容都是潦草而记，仅得十卷。
到道光年，时光又过了一百多年，灌阳县本地人文内容历经世事变迁，如行政区划有些变动调整，乡间村堡更名，自然风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几代人过去，大量的乡土史料，人文内容，风土风物在岁月中渐行渐远。
这时候，一位福建邵武县举人萧煊来到灌阳出任知县，他到任后，在灌阳县做了不少工作，做城建，宣教化等等，其中，他就看到了灌阳县有一百多年的人文内容记载的缺失，同时，他也看到了康熙志的不足——外地人修本地志，正常来说，外地人短居当地，对于本地的熟悉度是不好掌握的，自然就有很多缺失，于是，他特别邀来了灌阳当时的本土名儒、会湘村人范光祺总纂全书，以“本地人修本地志”，开启了这场对灌阳意义深远的乡土文化工程。
范光祺作为本地人，是会湘望族名士，致仕在家，对本地熟悉，并且是科举出身，学识深，他参与地方志的编修，自然十分注重本地的内容考证与发掘，寻找大量的史料，考据当中提到的，关于灌阳的种种记载，把康熙志所没有提到的大量内容，有错漏的，近百多年来的地方变迁，都进行全方位的增补与修正，如宋淳熙五年全州知州张玠、全州进士邓宁民所作的两篇《会湘桥记》，乡村的改名变更，演变过程，等等，都查证求实。
此书补齐了康熙版之后的一百多年的历史断层，格外重视灌阳乡土记载，还原了清代灌阳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成为后人解读灌阳几百年间历史的发展变迁重要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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