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把最后一口啤酒灌下去，瓶底磕在桌上，当的一声。大排档老板往这边瞟了一眼，没过来。凌晨两点，整条街就剩这一桌。

“你别喝了。”孙明拿筷子敲了敲空盘子。

“我说真的，”刘建平眼睛发红，不知道是酒还是别的，“人走了，千万别办丧事。”

孙明没接话。他跟刘建平是技校同学。刘建平在殡仪馆开灵车，开了十五年。这话他以前也说过，每次都是半截，从没往下讲。今天他喝了两瓶劲酒，三瓶啤酒。

“你开灵车就好好开，老琢磨这个干什么？”

“你听我说完。”他点了一根烟，吸一口，咳嗽。“上个月，我拉了一个老太太。七十多，心脏病走的。三个儿子，两个女儿。人还没到殡仪馆，走廊里就打起来了。”

“打什么？”

“房子。老太太有套老房子，二环内，六十平。大儿子说妈生前跟他住，房子归他。二女儿说妈偷偷给过大儿子五万块钱，房子得平分。小儿子说他欠了债，妈答应过房子卖了帮他还。”

“人还在车上呢？”

“对。就搁后面躺着。我开我的车，他们吵他们的。到了殡仪馆，大儿子堵着车门不让抬，说先立字据。殡仪馆的人劝了半天，最后报了警。”

刘建平把烟灰弹在空盘子里。

“后来呢？”

“后来老太太在冰柜里躺了八天。五个子女没一个来签字火化。最后是社区出面，走了个什么绿色通道。骨灰到现在还在殡仪馆寄存着，没人领。”

孙明没说话。他又开了一瓶，这回是白酒。

“你不懂，”他说，“我十五年，拉过多少人。有被车撞的，有跳楼的，有癌症拖到最后一口气的，有在家死了好几天才被邻居发现的。我跟你说，人走之后那几天，比一辈子都精彩。”

“怎么个精彩法？”

“我给你讲三个。”

刘建平说，第一个，是个当官的。区里某个局的副局长，五十出头，肝癌。人还在医院ICU，家里亲戚就全来了。他老婆每天在走廊里接电话，声音故意放大：“哎呀，老张这次不行了……领导您太关心了……追悼会的事，一定通知您……”

“她那是通知人随份子。”刘建平说。

“人都没死呢。”

“就是没死才要提前通知。死了再通知，人家说你来晚了，不吉利。提前通知，人家就知道该准备钱了。”

副局长撑了十一天。那十一天里，他老婆收了差不多二十万。微信转账、现金、信封，有的直接塞在护士站让转交。有个包工头拎着个黑色塑料袋来，在楼梯间塞给他老婆，说“嫂子节哀，张局的事就是我的事”。刘建平当时在楼下抽烟，看得一清二楚。

“后来呢？”

“后来副局长死了。追悼会办得很隆重，花圈从大厅摆到停车场。他老婆哭得站不起来。但是你知道谁没来吗？”

“谁？”

“包工头。钱收了，人没来。他老婆后来在灵堂里骂，说姓赵的不是东西。骂了三天。可收钱的时候怎么不骂？”

刘建平把酒瓶往桌上一顿。

“第二个。”

第二个是个老头。退休工人，七十八，摔了一跤，脑出血。走得快。他有三个孩子，老大在杭州，老二在本地，老三在广东。老头生前一个人住，老伴前年走了。

“我接到电话去拉人。老头躺在地上，应该是想打电话求救，手机掉在沙发底下。人死了三天才被发现。你知道谁发现的吗？”

“邻居？”

“外卖小哥。老头点了个外卖，连着三天没接电话，外卖小哥觉得不对劲，报了警。门打开的时候，外卖还挂在门把手上。是三份，三天的量。”

刘建平把烟头摁灭。

“三个孩子回来办丧事。老大从杭州飞回来，西装革履，一到就掏手机拍照，发朋友圈，配文‘送父亲最后一程’。老二在灵堂里跟人聊股票，说这段时间亏了不少。老三最绝，他跑到老头卧室翻存折，翻出三万七，当场揣兜里了。”

“没人管？”

“谁管？老大老二不知道。老三跟殡仪馆的人说，老头生前答应过钱给他。殡仪馆的人问我，我说我只管拉人，别的不管。”

“后来呢？”

“后来老头火化了。三个孩子为那三万七吵了一架，老三说钱花在丧事上了，老大说他根本没出丧事钱。老二在旁边和稀泥，说算了算了。最后不欢而散。老头骨灰盒在寄存架上，三个孩子各买了一个格位，互相不挨着。”

刘建平倒了杯酒，没喝，看着杯子。

“我拉了十五年，就发现一个规律。丧事办得越大，家里越不团结。”

“怎么说？”

“你看啊。真正感情好的，人走了，安安静静送走，不搞排场。为什么？因为活着的时候把该做的都做了。反倒是那些生前不管不问的，人走了突然孝顺起来，花圈要最大的，灵堂要最贵的，哭要哭得最响。哭给谁看？哭给活人看。”

“那第三个呢？”孙明问。

刘建平没说话。他手伸进兜里，摸出手机，翻了半天，翻出一张照片。屏幕上是一口棺材，放在一个老旧的堂屋里，旁边坐着一个女人，头发花白，低着头。

“这个，是我妈。”

孙明愣了一下。

“去年走的。脑梗。我开的车，从医院拉回老家。按照老家的规矩，要停灵三天，亲戚都来吊唁。”

“你不是说不办吗？”

“我不想办。我姐要办。她说妈一辈子不容易，走的时候得热闹。我拗不过她。”

刘建平把手机收起来。

“那三天，来了很多人。我认不全。有我叫不出名字的远房亲戚，有我妈年轻时候的邻居，有几十年没来往的表舅。他们来了，上炷香，吃顿饭，坐一会儿就走了。我姐收了礼金，记在本子上。谁家送了多少，以后要还。”

“这不是正常的吗？”

“正常？”刘建平笑了一下，笑得难看。“我姐收了四万八。办丧事花了六万二。倒贴一万四。然后我姐弟俩为这一万四吵了一架。她说妈平时我照顾得多，这钱该我出。我说行，我出。出了钱之后，她跟我说话，总带着一股子……你懂吗，就是那种，我欠她的感觉。”

“你姐也不容易。”

“我知道。我不是说我姐不对。我是说，我妈走了，本来是一件……很干净的事。你把她送走，你心里记着她，这就够了。可一办丧事，什么都来了。钱、人情、面子、旧账。活人在那儿折腾，死人躺那儿听着。”

他抬起头看孙明。

“你说，我妈要是能看见，她愿意看我们姐弟俩为了一万四吵架吗？”

孙明没回答。刘建平把酒杯放下，站起来，腿有点晃。

“所以我说，别办丧事。真别办。你要孝顺，趁人活着的时候孝顺。人一走，什么都晚了。后面那些，全是做给活人看的。”

他掏了五十块钱拍在桌上，往巷子口走。走了几步，又回头。

“你知道我为什么开灵车吗？”

“为什么？”

“我开灵车第一年，拉了一个老头。老头走的时候没人知道，死了好几天才被发现。我把他抬上车，车里就我一个人。我开得很慢，到了火葬场，我鞠了三个躬。那时候我就想，人这一辈子，到最后就剩我一个陌生人送他。”

他顿了顿。

“那三个躬，是真的。”

刘建平挥了挥手，没再回头。孙明坐在大排档的塑料凳上，看着他走进路灯照不到的暗处。老板过来收桌子，把空酒瓶一个一个扔进纸箱，哐当哐当响。

第二天中午孙明给他打电话，想问他有没有安全到家。打了三遍，没人接。第四遍他接了，声音闷闷的，像还没醒。

“昨晚喝多了，说什么了？”

“你说人走了别办丧事。”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

“对，”他说，“别办。”

然后挂了。

孙明再见到他，是半个月后。他开着一辆黑色灵车，从医院后门拐出来，副驾上坐着一个中年女人，抱着一个骨灰盒。刘建平开得很慢，比电动车还慢。到了殡仪馆门口，他下车，帮女人把骨灰盒接过来，走在前面，脚步放得很轻。

那天没有灵堂，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就两个人，一个骨灰盒，一束白菊。

刘建平把骨灰盒放进格位里，退后两步，鞠了三个躬。女人站在旁边，没哭。

做完这些，他回到车上，摇下车窗，看见孙明站在路边。他愣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把车开走了。车尾灯消失在殡仪馆后面的小路上。

孙明手机响了一下。刘建平发来一条微信：

“她儿子在国外，回不来。就她自己。”

孙明回：“你鞠那三个躬干嘛？”

他过了十分钟才回：

“活着的时候没好好送，走了好好送送。”

然后他又发了一条：

“我说真的。别办丧事。哭完了，日子还得过。”

孙明锁了屏，站在殡仪馆门口的台阶上。里面又有一辆灵车开出来，往医院方向去。有人走了，有人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