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儿子

一

腊月的风从村东头灌进来，穿过村西头出去，把整个李家坳冻得硬邦邦的。树梢上挂着霜，像是谁把老人的白发披在了枝丫上。李老栓走了，在腊月十七那天凌晨，鸡还没叫，天最黑的时候。

村里第一个知道消息的是守夜的赵婶。她后来跟人说，那天夜里她起来添了三次柴火，堂屋里的炭盆烧得旺旺的，可李老栓的手还是冰凉了。她摸了摸老人的鼻息，又探了探颈窝，叹口气，把老人脸上的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那张干枯得只剩皮包骨的脸。

“走了。”她轻声说，像是怕吵醒谁似的。

李老栓有五个儿子。这在李家坳是件了不得的事。村里人说起李家，总要咂咂嘴：“老栓那命，硬是叫五个儿子给撑起来了。”五个儿子，分布在五个不同的城市，做着五种不同的营生，据说——只是据说——个个都不差钱。

大儿子李建国，在省城开了个建筑公司，手下管着几百号人。二儿子李建军，在南方一个沿海城市做外贸，听说仓库里堆的货值上千万。三儿子李建民，在县城开了三家连锁药店，门面气派得很。四儿子李建强，在省城搞装修，自己带队伍，活儿排到了明年开春。五儿子李建业，最小的那个，在镇上开了个饭店，生意红火，逢年过节包间都得提前半个月订。

村里人说起这五个儿子，语气里总是带着点酸溜溜的羡慕。王家婶子每次在村口小卖部提起，都要把嘴撇到耳朵根：“人家那儿子，手指缝里漏一点，就够咱们吃一年的。”

可是李老栓走的那天，五个儿子一个都不在身边。

赵婶说，老人走之前那几天，总望着门口。那门是旧木门，漆皮掉了大半，门轴一转就吱呀作响。每响一声，老人的眼睛就亮一下。可进来的要么是赵婶，要么是村里的赤脚医生，要么是隔壁来送米汤的刘老太。

“老栓哥，你儿子们啥时候回来？”赵婶有一次问他。

老人笑了笑，没说话。那笑容像是冬天的日头，淡淡的，暖不到心里去。

二

李老栓走后的第二天，五个儿子陆续回来了。

大儿子李建国开着一辆黑色越野车进村的时候，村口的几只土狗追着车轱辘吠了半天。车停在老屋门前，李建国从车上下来，穿着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皮鞋锃亮，踩在泥地上格格不入。他站在老屋门口，没有立刻进去，而是抬头看了看那扇旧木门，看了好一会儿。

二儿子李建军是当天下午到的，从市里租了辆车。他比大哥瘦些，戴一副金丝眼镜，说话的时候习惯性地推推镜框。他进门的时候，李建国正坐在堂屋里抽烟，兄弟俩对望一眼，谁也没说话。

三儿子李建民来得最晚，天快黑了才到。他的车后备箱里塞满了东西——花圈、纸扎、供品，还有几箱好酒。他一边卸货一边跟围观的村里人打招呼，脸上带着生意人那种恰到好处的笑。

四儿子李建强和五儿子李建业是一起到的。李建强开着一辆皮卡，车斗里装着从省城买来的寿衣和棺木材料。李建业坐在副驾驶上，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是镇上买的白布和麻绳。

五个儿子到齐了。老屋的堂屋里点起了蜡烛，李老栓的遗体停在正中央，身上盖着赵婶给换上的干净衣裳。烛光摇摇晃晃，照着五个儿子的脸，也照着墙上那张李老栓六十大寿时拍的全家福。照片上，老人坐在中间，五个儿子围在身后，那时候他们还没现在这么有钱，但每个人都笑得很实在。

村里人等着看李家办丧事。按照李家坳的规矩，老人去世，儿子们得请道士做法事，得摆流水席，得请戏班子唱三天。有钱的人家还要放烟花、请狮子队，恨不得让方圆几十里都知道这家人孝顺。

可李家五兄弟围坐在堂屋里商量了一夜之后，做出一个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三

第二天一早，李建国把村里几个长辈请到了堂屋。他给每人倒了茶，然后说：“各位叔伯，我们兄弟商量了，我爸的丧事，一切从简。”

“从简？”李家族里辈分最高的李二爷把茶杯往桌上一顿，“你爸拉扯你们五个长大，容易吗？你们现在一个个发达了，给他办个体面的丧事都不肯？”

李建军推了推眼镜，说：“二爷，不是不肯。是我爸生前交代过，丧事从简，不搞排场。”

“你爸什么时候交代的？”李二爷问。

李建民接过话：“去年我回来，我爸就跟我说过。他说，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花那些冤枉钱不如活着的时候多回来看看。”

堂屋里安静了。几个长辈面面相觑。李二爷张了张嘴，终究没再说什么。他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起身走了。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李老栓的遗像，叹了口气。

消息传开，村里炸了锅。

“五个儿子，个个开好车，办丧事连个道士都不请？”

“听说是那几个儿子舍不得花钱。人一死，就不想再往老人身上搭钱了。”

“啧啧，老栓一辈子省吃俭用供他们读书、给他们娶媳妇，到头来连个热闹的丧事都挣不上。”

王家婶子说得最刻薄：“那五个儿子，手指缝里漏一点就够咱们吃一年的。可他们偏不。有钱人的心，比咱们的屁股还冷。”

这些话传到了五兄弟耳朵里。李建业在村口小卖部买烟的时候，听见几个村民在议论，他攥了攥手里的烟盒，没吭声，转身走了。

最小的弟弟受了气，回来跟大哥说。李建国正在联系殡仪馆，他听完，把手机放下，说：“让他们说去。爸是什么人，我们心里清楚。”

四

丧事办得确实简单。

没有道士，没有戏班子，没有流水席。李老栓的遗体在堂屋里停了两天，五个儿子轮流守灵。白天，他们自己动手布置灵堂，用白布幔了墙，把遗像挂在正中，两边贴上挽联。那挽联是大儿子李建国写的，他小时候练过几年毛笔字，后来做生意用不上了，但底子还在。

上联：一生辛劳为儿女

下联：半世清贫守本分

横批：父恩如山

字写得不顶好，但一笔一划很认真。村里的老会计路过看了一眼，说：“这字，有老栓的味道。老栓年轻时候写春联，也是这个架势。”

第二天下午，李建军去镇上买了几刀黄纸，兄弟几个在院子里烧。火苗蹿起来，纸灰飘到半空，又被风吹散。五兄弟蹲在火堆旁，谁也没说话。李建强用棍子拨着火堆，突然说了一句：“爸最喜欢我给他买的那种黄纸，说烧起来烟少。”

其他四个人都看了他一眼。李建强低下头，眼圈红了。

晚上守灵的时候，兄弟五个坐在堂屋里，每人搬了把椅子，围着父亲的遗体。蜡烛跳动的光把他们的影子投在墙上，五个影子挤在一起，像小时候挤在一张床上睡觉的样子。

“还记得那年冬天吗？”李建国开口，“爸去山上砍柴，脚崴了，硬是爬回来的。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我们五个在门口等，妈在屋里哭。爸一进门就说，没事没事，柴砍够了，够烧到开春。”

“那时候穷。”李建军说，“可爸从来没让我们饿着。他自己喝稀的，把稠的捞给我们。”

“我上高中那年，学费凑不齐。”李建民说，“爸把家里那只下蛋的老母鸡卖了。那鸡跟了我们五年，每天下一个蛋，跟闹钟似的准时。爸卖鸡的时候，蹲在鸡笼旁边摸了半天鸡脑袋。”

李建业低着头，声音闷闷的：“我开饭店那年，跟爸借钱。爸把存折给我，上面有八千块。那是他一辈子攒下的。他说，你拿着，好好干。我后来还他，他不要。他说，你过好了，比还我钱强。”

李建强一直没说话。他最小的时候最黏父亲，走哪儿跟哪儿。后来去省城搞装修，忙得一年回不了一次家。他记得上次回来是中秋节，给父亲买了盒月饼。父亲把月饼放在柜子里，舍不得吃。他走的时候，父亲站在门口，跟他说：“强子，别太累。钱挣不完，人要紧。”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父亲。

夜越来越深。蜡烛烧了一截又一截。五兄弟说着说着，谁都不说了。堂屋里只有蜡烛燃烧的细微声响，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吠。

五

第三天出殡。

没有请殡仪馆的灵车，五兄弟自己抬棺。他们找了根粗麻绳，把棺木绑在两根长木杠上，一人一头。李建国走在最前面，李建军第二，李建民第三，李建强第四，李建业在最后。

棺木不重——李老栓走的时候只剩一把骨头，轻得让人心疼。

送葬的队伍很短。除了五兄弟，只有赵婶、刘老太和几个近亲。村里人站在路边看，有人抹眼泪，有人摇头。

“五个儿子，送葬的就这几个人。”

“说是有钱，谁知道呢。”

“老栓这辈子，亏。”

五兄弟听着，脚步没停。他们抬着棺木走过村口的老槐树，走过李老栓年轻时修的那座石桥，走过他种了一辈子的那片山坡地。地里的麦苗刚冒出绿尖，在冬天的风里微微摇晃。

坟地是李老栓自己选的。在他和老伴合葬的墓旁边，他早几年就让人留了个位置。他说：“你妈走得早，我得去陪她。”

下葬的时候，李建国铲了第一锹土。土落在棺木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然后是李建军、李建民、李建强、李建业。五锹土盖上去，李建业突然蹲在地上，捂着脸哭了。

他哭得很压抑，肩膀一耸一耸的，像个小孩。李建强走过去，把手放在他肩膀上。然后李建民也蹲下来，把手放在李建业另一边肩膀上。李建军和李建国站在后面，看着三个弟弟蹲成一圈。

风从山坡上吹下来，把李建业的哭声吹得断断续续。

六

丧事办完，五兄弟在老屋里又住了一晚。

他们收拾父亲的遗物。李老栓的房间里没什么东西——一张旧床，一个掉了漆的柜子，一把竹椅。柜子里有一个铁盒子，盒子里装着五兄弟从小到大的东西：成绩单、奖状、照片、信件。

成绩单是按时间顺序排的。李建国的最旧，纸都发黄了，上面写着“该生品学兼优，团结同学”。李建军的成绩单上，数学总是满分，语文总是刚及格。李建民的成绩单里夹着一张纸条，是李老栓写给老师的：“这孩子脑子笨，但肯用功，请老师多费心。”李建强的成绩单不多，他初中没读完就去学了木匠。李建业的最少，只有一张小学毕业的。

照片里有一张五兄弟的合影，是在老屋门口拍的。那时候李建国大概十岁，李建业刚会走，被大哥抱在怀里。五个孩子都穿着补丁衣服，但笑得露出豁牙子。

铁盒子底下还有一个布包。打开，里面是五沓钱，每沓一千块，用橡皮筋扎着。每沓钱上面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名字。李老栓不识字，那几个字写得像画符，但能认出来。

李建国拿起自己那沓钱，纸条上写着：“建国，盖房子用。”李建军那沓上写着：“建军，路远，买张车票。”李建民的是：“建民，药店要开就开大点。”李建强的是：“强子，别太累。”李建业的是：“小五，饭店生意好。”

五兄弟看着这些纸条，谁都没说话。李建业把那沓钱攥在手里，攥得紧紧的。

这些钱，是李老栓攒了多少年的？是他卖了多少斤粮食、多少只鸡、多少把烟叶换来的？是他省下多少顿肉、多少件衣服、多少次看病的钱攒下的？

李老栓生前没跟他们要过一分钱。每次儿子们给他钱，他都说：“我有，你们自己留着。”村里人以为他有钱，其实他的钱都在这个铁盒子里，一分一分地攒着，要留给儿子们。

李建国把铁盒子盖上，说：“这些钱，我们都不动。放老屋里，做个念想。”

七

第二天，五兄弟陆续走了。

李建国走的时候，把老屋的门锁好，把钥匙放在门口的石阶下面。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那扇旧木门在冬天的阳光里泛着暗沉的光。他想起小时候，每天放学回来，这扇门总是开着的，父亲坐在门槛上削竹篾，看见他就说：“回来了？饭在锅里。”

李建军走的时候，把那副挽联揭下来，叠好，放进包里。他说：“这个我带回去，裱起来。”

李建民走的时候，去村里几家老人家里坐了坐，每人塞了两百块钱。他说：“我爸不在了，你们多保重。”

李建强走的时候，把老屋的屋顶修了修。有几片瓦碎了，他找了新瓦换上。他说：“下雨别漏。”

李建业走的时候，去镇上买了一大捆黄纸，在李老栓坟前烧了。他蹲在坟前，一边烧一边说：“爸，饭店生意挺好。你放心。”

村里人看着五兄弟一个个走了，议论也渐渐平息了。

王家婶子后来跟人说：“其实那几个儿子也不容易。各人有各人的难处。”

李二爷在村口抽着烟，说了句公道话：“老栓那五个儿子，孝不孝顺，不在丧事上。老栓活着的时候，他们每年都寄钱回来。老栓看病，他们也都出钱了。只不过老栓舍不得花，都攒着。”

赵婶说得最实在：“老栓走的时候，脸上是笑着的。我跟了他三天，最后那一刻，他嘴唇动了动，我听清了。他说的是‘够了’。”

八

那年春天，村里开始修路。

从村口到李老栓坟地那段路，还是土路，下雨就泥泞。五兄弟凑钱把那段路修成了水泥路，还在路边种了两排柏树。李建国说：“爸走的时候，我们抬棺走这条路，脚底下打滑。修好了，以后别人走也方便。”

路修好那天，五兄弟又回来了一次。他们在坟前站了一会儿。坟头的草已经冒了新绿，柏树苗整整齐齐，在风里轻轻摇晃。

李建业说：“大哥，你说爸要是活着，看我们这样，会说什么？”

李建国想了想，说：“他会说，修路干嘛？花那冤枉钱。留着你们自己用。”

五兄弟都笑了。笑着笑着，李建军的眼镜模糊了。他摘下眼镜擦，嘴里说：“这春天风沙大。”

李建民蹲下来，把坟前的一棵杂草拔掉。他说：“爸，路修好了。你走好。”

风从山坡上吹下来，柏树叶子沙沙响。五兄弟站在那里，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们转身，沿着新修的水泥路往回走。路两边的田地里，麦子已经返青了。绿油油的一片，铺到天边。

九

后来，李家坳的人说起李老栓，语气变了。

“老栓那五个儿子，别看丧事办得简单，心里有数着呢。”

“是啊，人家那是真孝顺。人活着的时候不亏待，人走了不折腾。”

“你说得对。孝顺不在排场上。有的老人活着没人管，死了吹吹打打，那是做给别人看的。”

王家婶子有一次在村口碰见李建业，支支吾吾地说：“小五啊，你爸那丧事……婶子以前说的话不好听，你别往心里去。”

李建业笑了笑，说：“婶子，没事。我爸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人嘴两张皮，管不住。自己心里明白就行。”

王家婶子点点头，看着李建业走远的背影。那背影越来越小，最后融进村道的尽头。村道两边，柏树已经长得比人高了。

十

又过了几年，李老栓的老屋塌了。

没人住的老屋，经不住风雨。先是屋顶漏，然后是墙裂，最后在一个雨夜，堂屋的那面墙倒了。村里人听见声响，第二天去看，只见一片废墟。只有那扇旧木门还立着，门轴断了，门板斜靠在断墙上。

李建国接到电话，回来了一趟。他站在老屋的废墟前，抽了一根烟。然后他找村里人帮忙，把能用的东西收拾了——父亲的遗像、那个铁盒子、墙上那张全家福。其他的，都清理了。

他没有重建老屋。他在原来的地基上种了一棵桂花树。他说：“爸喜欢桂花。以前院子里有一棵，后来砍了烧火了。现在种一棵，等它长大。”

桂花树种下那天，五兄弟都回来了。他们围着那棵小树苗，给它培土、浇水。

李建业说：“等桂花开了，我们回来看看。”

李建国说：“好。每年都回来。”

李建军推了推眼镜，说：“爸要是知道我们这样，肯定又说浪费。”

李建民笑了笑：“浪费就浪费吧。咱们又不差这点钱。”

李建强没说话，他蹲在树苗旁边，用手把土按结实。他记得小时候，父亲种过一棵桂花树。每到秋天，满院子都是香的。父亲会用竹竿打桂花，母亲在树下铺一块布，把桂花收起来，做桂花糖。那糖甜得发腻，可他们五个抢着吃。

那棵桂花树后来死了。父亲说，是被虫蛀了根。他挖了三天，把树根挖出来，烧了一堆火。火光映着父亲的脸，他蹲在火堆旁边，用棍子拨着火，跟李建强现在拨火的样子一模一样。

李建强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他看着那棵刚种下的小树苗，在风里轻轻摇着。他相信，这棵树会活。它会慢慢长大，长成一棵能打桂花的树。到时候，他要在树下摆一张桌子，泡一壶茶，跟兄弟们说说小时候的事。

尾声

清明的时候，五兄弟回来上坟。

他们沿着修好的水泥路走上去，路两边的柏树已经长得很高了。坟地里，李老栓和老伴的墓并排着，坟头压了新土，坟前摆着供品。

李建国把一束菊花放在碑前。李建军点了三炷香。李建民摆上水果。李建强烧了黄纸。李建业倒了一杯酒，洒在坟前。

然后他们站成一排，对着墓碑鞠了三个躬。

下山的时候，路过那棵桂花树。春天里，桂树刚抽了新叶，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亮得发光。李建业停下来看了看，说：“明年秋天，应该能开花了。”

李建国说：“到时候我回来，摘桂花做糖。”

李建军推了推眼镜：“你还会做糖？别把厨房烧了。”

李建民笑了：“大哥，你那手艺，还是算了吧。让二嫂做。”

五兄弟说着笑着，沿着水泥路往村口走。路过老槐树，路过石桥，路过那片山坡地。地里的麦子又抽穗了，绿浪滚滚，一直铺到天边。

村口，赵婶正在自家门口择菜。看见五兄弟走过来，她抬起头，眯着眼笑了：“回来了？”

“回来了，赵婶。”李建国说。

“你爸那坟，我前些天帮着除了草。”赵婶说，“你们不在，我闲着也是闲着。”

李建业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塞到赵婶手里：“赵婶，谢谢你照顾我爸。”

赵婶推辞了两下，收了。她看着五兄弟走远的背影，自言自语地说了句：“老栓啊，你养了五个好儿子。”

风吹过来，把这句话吹散了。村口的柏树叶子沙沙响，像是在应和着什么。

五兄弟的车停在老槐树下。他们各自打开车门，坐进去，发动引擎。五辆车排成一队，缓缓驶出李家坳。车窗外，村庄一点点变小，最后隐没在绿树和炊烟里。

李建业开着车，收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他听了一会儿，伸手把音量调大。歌声从车窗飘出去，飘过田野，飘过山坡，飘到那棵桂花树旁边。

树苗在风里摇了摇，像是在点头。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