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2日，一架中国民航专机从北京起飞，目的地是法国巴黎。
机舱里坐着20多个人，领头的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这些人里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北京和广东的负责人，全是管经济的实权派。
可真要说起出国，20多个人里只有两个踏出过国门，一个是去过苏联的钱正英，另一个是外交部配的工作人员。
连团长谷牧自己，都是头一回去资本主义国家。
那一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城里职工20多年没涨过工资，人均住房面积3.6平方米，一家三四口挤一间屋。
农村有2.5亿人吃不饱饭，买布要布票，买粮要粮票，连火柴都得凭票。
全国GDP占世界总量不到2%，人均127美元，而西德是10419美元，差了80多倍。
可在当时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西方国家的工人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
当时他们在西方看到了什么？会怎么想？这趟36天的行程，又会给这个国家的走向带来什么？
专机落地巴黎后，迎接他们的规格超出了预期。
法国总统德斯坦亲自接见，一开口就问中国需要什么、法国能做什么，政治话题一句没聊，全是经济。
到了西德，总统谢尔见了，到了比利时，国王见了，到了丹麦，女王也见了。
这些国家好像比中国人自己还着急，巴不得马上把钱和技术送过来。
在西德鲁尔区，代表团走进一座露天煤矿，年产5000万吨褐煤，一线工人只有2000人。最大的一台挖掘机，一天就能挖40万吨。
而在国内，同样5000万吨的产量，要16万工人才能干出来，差了整整80倍。
有人算了一笔账，全世界其他国家的煤炭工人加在一起，都没有中国多。
到了法国马赛的索尔梅尔钢铁厂，年产350万吨钢，从采矿到轧钢一共7000名职工。
国内的武钢，年产才230万吨，职工却有6.7万人。
瑞士伯尔尼公司一座2.5万千瓦的水电站，在岗职工12个人，节假日没人上班，计算机自动运行。
江西江口水电站装机容量差不多，职工298人。
这些数字，像锤子一样一下下敲在每个人心上。
谷牧后来回忆说，在法国看到一座水电站全部用电子计算机控制，节假日没有工人上班照样发电，联想到国内的水平，差距太大了，很有咄咄逼人的紧迫感。
他说，这已经不是从苏联教科书上得来的那些老概念了。
欧洲的宾馆商场全是落地玻璃门，出国前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反复提醒大家小心，别一头撞上去。
结果到了法国马赛，司长自己忙着照顾别人，出门时径直往玻璃上撞，眼镜当场碎了。
吃冰激凌的时候，有人怕凉不敢碰，旁边人出主意说，可以加热一下嘛。
参观凡尔赛宫，几位同志内急找厕所，到了门口才知道要付费，可代表团的费用统一管理，个人身上一分外币都没有，最后只好紧急联系大使馆送钱来。
大家自嘲，自己是衣冠楚楚，身无分文。
比工厂数据更触动他们的，是普通人的日子。
西欧城市居民人均住房20到30平方米，工人家里汽车电视一应俱全，农民的收入和城里人不相上下。
联邦德国一家化工公司有46万股东，8万工人里一半持有公司股份。
这年11月，副总理王震访问英国，中国驻英大使柯华陪他去了伦敦一个失业工人家里。
那户人家住着100多平方米的两层小楼，有餐厅有客厅，沙发电视机齐全，柜子里还摆着银器，房后有个50平方米的小花园。
因为失业，这个人不用交税，看病不花钱，孩子上学也免费。
王震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他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再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
代表团里有人忍不住问驻外使馆的人，长期以来为什么不把真实情况报告国内？
得到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不敢讲。
6月6日，代表团回到北京。谷牧没有休息，6月7日在乌鲁木齐转机的两天休整时间里，就拉着几个人开始写报告。
6月22日，一份1.5万字的《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摆在了中央领导的桌上。
报告里有一句话：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
6月30日下午3点半，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中央政治局听取谷牧汇报。
华国锋主持，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王震等领导人都到了。
谷牧本来准备尽量讲得简短一些，没想到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晚上11点15分，足足7个小时45分钟。
在场的人不断提问插话，没有人觉得疲倦。
聂荣臻拍了桌子说，过去我们对西方的宣传有片面和虚伪之处，这反过来又束缚了我们自己，谷牧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应当拍板了，不要光议论了。
叶剑英从战略角度说，西欧国家希望中国强大，我们需要他们的技术，他们的资金过剩，技术要找市场，引进的重点应该放在西欧。
华国锋则直接谈到了数字，第一次提引进65亿，第二次180亿，现在有一些新的设想，步子还可以再大一些。
这场汇报会之后，国务院务虚会从7月开到9月，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围着西欧的经验讨论了两个多月。
到了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正式落地。
那一代人是在封闭中长大的，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来自教科书和宣传画，脑子里装的是西方一天天烂下去的判断。
可当他们真正站在对方的工厂车间和居民客厅里，所有旧的认知都被现实碾碎了。
难能可贵的是，那一代人没有选择回避，也没有继续自欺欺人，而是把看到的差距原原本本地带回来，摆在最高决策层的桌面上。
承认落后需要勇气，放下身段去学习，更需要勇气。
正是那批人在1978年选择了正视而不是回避，选择了打开国门而不是继续关上，才有了后来几十年的追赶。
今天的中国人能够傲立于当代世界，正是从那36天的震撼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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