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陇中一处山坳里的小村庄，去年冬天走了三位老人，村口最后一家小卖部也悄悄关了门。这样的画面，正在甘肃越来越多的地方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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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都在谈老龄化，甘肃承受的分量却更重——它面对的是一整代人几乎同时谢幕之后，乡土再无人接手，这就是"乡土再无接续"的重量。
人口学界近几年反复提及的"全国死亡高峰"，指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那批人陆续步入高龄，未来十几年，每年离世人数将显著上升。放在东部沿海，这更多是养老金、护理床位、财政开支的账；搁在甘肃身上，性质完全不同。
真正撑起这片土地基本盘的，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出生的两代人。今天走进平凉、庆阳、天水的乡镇集市，路边喝罐罐茶的、赶集卖菜的、跳广场舞的，大多是这一群人，如今五十出头到六十五岁上下。
红白喜事靠他们撑，乡镇小饭馆靠他们养，县城早市的热闹靠他们凑。比他们年轻的，早就不在这儿了。
陇南多山，河西是戈壁，陇中沟壑纵横，修路建厂成本都高。稍稍念了书、学了手艺的年轻人，一转身就去了西安、成都、乌鲁木齐，或更远的珠三角、长三角。
房子在外地买好，孩子在外地上学，社保交在外地，走了就基本不回。
定西、临夏一些山区完小，一个班十几个学生是常态，有的教学点只剩三四个孩子和一位老教师。老人扎堆将走、青年常年在外、婴儿几乎不生，"三头空"叠加在一起，别的省份至少还占其中一头两头能对冲，甘肃是三头都撑不住。
六零后、七零后的孩子多半赶上了独生子女那阵，如今三十几到四十几岁，房贷、孩子上学、单位考核样样压身，请长假回乡都难，举家迁回甘肃更谈不上。父母那辈陆续走后，老家的院子、地、山上的果树，多半没人接。
兰州这些年在扩，但辐射力有限，做不了整个甘肃的"人口蓄水池"。
真正把甘肃锁进这条通道的，是几股力量绞在一起：几十年前那波超高生育堆出的人口"胖腰"、产业追不上东部的短板、青年一去不回的迁徙惯性、生育率跌到低位的家庭选择，以及省会有限的吸附能力。
全国的死亡高峰是一场社会大考，考的是养老、财政、医疗资源如何调配；落到甘肃头上，更像一场乡土时代的告别仪式。六零后、七零后是这片黄土上最后一大批扎根乡村、在村里生老病死的人，他们走完这一程，甘肃传统意义上的乡土社会也就走到了尽头。
未来的甘肃，兰州还会继续长，敦煌、张掖这些文旅高地还会热闹，但更多的乡镇和村落，注定会安静下来。老屋还在，人不在了；山还在，种地的人少了；集市的日子还挂着，摊位却越来越稀。
今年以来，甘肃省及各地州陆续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省常住人口延续减少态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继续攀升，与"死亡高峰"及乡村空心化的整体判断相互印证。这不只是陇原山坳里的一幕，而是整个中国乡土社会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一次深度重塑。
一场围绕春节记忆的对谈，恰好从春运、春晚、红包和年夜饭四个切面，为"乡土再无接续"补上更细密的注脚。春节是中国人最具最大公约数意味的时间刻度，既标记着新旧更替，也承载着精神与情感的归宿。
围绕春运、春晚、红包、年夜饭等承载集体记忆的细节，可以看到近三十年城乡结构调整与人际关系重塑的轨迹。
参与讨论的两位嘉宾中，一位是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出生于八十年代初，成长于乡土结构仍然稳固的年代，长期从事基层调查与基层治理研究；另一位是1993年出生的镜相工作室主编赵磊，更熟悉流动、城市化与互联网背景下的春节。
在关于春节最初的记忆里，吕德文提到福建闽西南乡村集市上卖磁带的摊位与卖春联的摊位往往紧挨在一起，台湾地区歌手卓依婷演唱的春节喜庆歌曲在九十年代的乡村集市广为流传，一到腊月便到处响起。
他是客家人，小时候住在殿堂式的大屋里，好几排房子围成类似几个四合院拼合的建筑，一个家族几十口人聚族而居，高峰期近二十家人同住一处，年夜饭各家自吃，饭后自然聚在一起串门。
赵磊则记得每年春晚结尾李谷一演唱的《难忘今宵》：他家所在地区一直允许燃放烟花爆竹，大家习惯在十一点半出门放炮，到十二点前放完回家给父母拜年，随后一家人合影。
奶奶在世时是四口人合影，2015年奶奶去世后变为三口之家，这一传统延续了约十五年，拍全家福时手机自拍的背景音常是《难忘今宵》，随后便是家庭群里发红包、抢红包的环节。
关于春运，2008年春节期间南方遭遇大范围冰灾，广州火车站发生大面积旅客滞留，一位穿粉色衣服的女孩在候车时晕倒，被人群从头顶传递到医疗点。
另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春运母亲》摄于2010年江西南昌火车站，主角是四川凉山州彝族女孩巴木玉布木，多年后媒体回访得知她已回到家乡，生育了四个孩子，不再外出打工，住上了大瓦房。
吕德文2000年入读贵州大学，从福建闽西南老家往返贵阳都要经广州中转，寒假从贵阳回广州时车厢较空，但从广州转车回福建时火车票基本买不到，只能坐大巴，他亲身经历过在广州被敲诈、诈骗和丢东西，对当年广州站人流密集、秩序混乱又带着悲壮与急切的氛围印象极深。
赵磊真正开始春节买火车票时，高铁已经普及，紧张程度大不如前，他对春运的直观感受多来自影视作品，如2010年上映的《人在囧途》。
范立欣执导的纪录片《归途列车》记录了四川广安一个农民工家庭在2006年至2009年间春节返乡的历程，父母南下广东打工以改变下一代命运，女儿长大后厌倦学校、父母说教和村庄，辍学去了东莞的工厂，片中拍到了2008年因冰灾瘫痪的广州火车站，片中父亲那句"如果一家人连春节都不能团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被认为道出了第一代农民工的基本逻辑——外出务工是手段，返乡才是目的与归宿。
吕德文将中国春运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以一代农民工为主体的返乡春运、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返乡春运，以及疫情前后开始出现的、以出行度假旅游为重要构成的新春运。
2010年前后是重要节点，既对应铁路交通尤其是高铁的普及，也对应中国经济从外贸主导向房地产等行业的转型，以及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工厂的转移和内地棚改带动的建筑工地用工，缓解了大规模跨区域迁徙。
赵磊补充指出，2000年至2010年间大量内地劳动力涌向广东，年关时节农民工讨薪等社会问题集中爆发，春运成为矛盾出口，那一时期众多影视作品，如贾樟柯的《天注定》，都以春运为影子折射当时的社会问题。
吕德文还观察到，如今一些六十多岁、留在城里做保安保洁的一代农民工也开始不再返乡，因为父母不在了，子女也已在城市，中国城市化率已接近70%，回村还要打扫多日、花费不菲，返乡在文化意义和现实便利上都在减少。
他用"目的"与"经过"来概括两种春运——过去是奔赴目的地，今天更像是经过；过去是固态社会中每个人位置确定的仪式性流动，如今则是液态社会中方向不定的自由流动。
在红包话题上，吕德文所在的闽西南遵循客家"利是"传统，红包一般由亲戚给予，象征意义大于金额，普通小孩见面给二十元即可，超过三百五百已算很重；他岳父家所在的湖南则早已不用红包纸包，直接给钱。
他据此判断，是否用红包包装，可反映当地人际关系中文化符号意义与理性交换意义的比重。赵磊今年已三十二周岁，父母仍给他压岁钱，理由是没结婚就还是孩子；当地习俗规定未婚者也不需给其他亲戚小孩发红包。
他记得儿时收到的压岁钱最少也有五十元，如今随便见到一个小孩就要给两三百元；隔一辈亲戚给两三百属常见，爷爷奶奶给孙辈上千元也不少见，且家族内会互相比较谁给多谁给少，给不少老人造成负担，他爷爷在世时的红包钱由他出。
年轻人对红包的态度出现两个极端，一是干脆不给，二是越给越多，本质上都表明传统红包所依托的人情逻辑正在变异。
相较之下，微信群里的拼手气红包与支付宝集五福则成为新兴的过年互动：支付宝集五福活动自2016年推出，需集齐"和谐、爱国、敬业"等五福，最初集齐可分得的金额较高，最多曾达数百元，并催生过"敬业福"的二手交易。
据支付宝公布的数据，该活动至今累计吸引超过10亿人次参与，2025年参与人数近6亿，28套福卡在亲朋好友之间传递1.3亿次、在直播间网友之间交换5.2亿次，从单一营销活动演变为承载亲情、友情的数字文化符号，成为一种"新民俗"。
关于春晚，吕德文指出，南方对春晚的仪式感远弱于北方，八十年代农村电视稀少，到九十年代打工人员返乡后，年夜饭后往往是串门、打牌、放鞭炮，人与人现实中的走动替代了共同守候春晚的功能。
赵磊对春晚的分界大致在2012年前后，此前的春晚语言类节目贴合时事，是家中年味的重要来源；2011年前后微博、微信兴起后，手机吐槽春晚成为标配，再往后连吐槽都没了，春晚沦为背景音与年轻人第二天补看片段以维系社交话题的"社交资本"。
吕德文认为，春晚借助电视媒介，把不同阶级、不同民族、说着不同语言的人凝聚在同一时间节点，其正面主流、辞旧迎新的功能仍具有不可替代性，只是娱乐等部分功能被春节档电影等其他文化产品分担；赵磊则更愿意用"符号"而非"仪式"来形容今日的春晚。
在年夜饭的记忆中，吕德文强调客家人"无鸡不成宴"，年夜饭前的下午家家户户宰公鸡，孩子们会去捡公鸡尾巴做毽子踢，母亲花大半天准备，一家人上桌先各喝一碗鸡汤。
北方家庭的核心则是饺子：从下午开始包，饺子中会包入一枚硬币，寓意来年好运；包饺子过程中长辈不指责、不打骂孩子，包到一半时男性长辈带孩子去给已故亲人上坟、回来贴春联，傍晚下饺子、看春晚。
吕德文所在福建老家的年夜饭讲究鸡、鱼、豆腐等固定菜品，母亲清晨要起来敬天神、烧香、摆祭品，孩子们帮忙贴春联、写对联。
如今家族解体、家庭小型化，他和兄长准备的年夜饭按吃两餐来算，母亲整个下午忙活一餐的场景基本不再；赵磊家则一直保持简朴，晚上只吃一顿饺子，中午的饭略丰盛，奶奶在世时全家聚在奶奶所在的那户人家吃中饭。
在讨论年味变淡的现象时，吕德文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连接强度的下降。
传统社会中，宗族公共事务如祖坟祭扫、祠堂修葺、经费分摊等，需要在春节这一所有人都在场的时间窗口集中商议，婚丧嫁娶也依赖宗族互助完成，因而春节作为集体仪式承载的重量极大；而在今天，微信群里随时可以商量事务，日常吃穿玩乐与过年区别不大，走亲戚也不再是必要选项。
他指出，从基层观察，过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今天基本已是城市性的；农耕文明造就的乡土社会在现实中已很难占据主导地位。赵磊则从技术层面补充，高铁与航空的便利、每周与父母视频通话的频率，都使团聚不再稀缺，仪式感自然淡化。
他坦言自己2009年离乡去省会读高中，2012年到天津读大学，此后长年在外，对故乡并无强烈的乡土留恋；近年身边不少同龄人开始把父母接到北京过年，或全家一起去海南等地旅游过年，"反向春运"与流动式过年日益普遍。
原子化社会中，人对熟人互助的需求大为减少，人际关系随之稀薄，田园牧歌式的春节已难以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