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勃
今年继续来讲汉朝初年的军功集团，这是下篇。
诸吕之变后，首要任务就是要重新选定皇帝。因为当时的后少帝刘弘是被吕后扶上皇位的，无论是军功层，还是刘氏宗族，他们都不希望看到与吕后有关的人再继续留在皇帝位置上。那么新皇帝要由谁来选定呢？当时京城已经完全被军功层控制，因此对于新皇帝的人选自然是军功层最有发言权。
当时在刘邦的后人中，呼声最高的当属齐王刘襄，他是第一个起兵讨伐吕氏的人，功劳最大。然而军功层并不希望像刘襄这样强势的人成为皇帝，他们不想自己好不容易夺回的权力再一次受到威胁，所以他们最终选择的皇帝是当时看来最默默无闻的人，也就是代王刘恒。这个代王刘恒就是后来的汉文帝。
不过这些列侯功臣没有想到，他们选定的这位弱势皇帝，其实有着比刘襄和吕后还要高明的政治手腕。这也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汉文帝如何削弱军功受益阶层的政治影响力？
公元前180年，汉文帝离开代国来到京城，而以周勃为首的文武百官则前往城外迎接文帝驾到。这第一次的会面对两方都无比重要，对于汉文帝而言，他必须要在这些元老功臣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信，否则日后一定会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而对于军功层而言，他们必须要在汉文帝面前显示出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并且确保在新皇帝登基后，自己的权益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当汉文帝一行人到达后，军功层的代表周勃率先出招，他走上前去要求和汉文帝私下交谈。史书上并没有写周勃想要说什么，不过周勃当时能够在百官面前提出和皇帝私下交谈的要求，这就已经足够显示出他地位的与众不同。
那么汉文帝一方是如何回应的呢？当时汉文帝的近臣宋昌说了一句经典名言，原话是“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无私。”翻译过来就是，如果要说公事，那就请公开说，如果要说私事，那么在君王面前没有私事可说。这句话一出，可以说是给了周勃和他身后的功臣元老们当头一棒。
要知道，当时军功层控制着京城，他们掌握了皇帝的废立大权，甚至连汉文帝自己都是被军功层拥立的，那么在京城毫无根基的汉文帝为什么一开始就敢于挑战军功层的权威呢？因为汉文帝不是一个人来的，他从代国带来了自己的官僚队伍。
代国在西汉初年是一个大国，疆域横跨现在的山西、河北和内蒙古三个省区。汉文帝在成为皇帝之前，在代国足足经营了15年。在这15年间，他培养出了一整套官僚队伍。这次汉文帝进京，就有6位心腹近臣陪在身边，比如刚才提到的那位宋昌。
凭借这些政治资本，汉文帝继位后，马上就着手构建自己的宫廷班底。他任命宋昌为卫将军，掌握了京城的南北两军；任命另一位近臣张武为郎中令，负责皇帝的贴身警卫工作；其他4人也全都被任命为九卿，也就是相当于部长级别的高官。这样一来，一个以代国近臣为中心的宫廷机构就初具规模了。
有了宫廷作为依托，汉文帝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彻底削弱军功层的政治影响力。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人就是贾谊。
公元前178年，贾谊为汉文帝提出了一条关键性的政策，叫作“列侯之国”。
当时的列侯都有自己的封地，比如说周勃被封为绛候，那么他的封地就在绛县，绛县的税收也就归他所有。列侯之国就是说让没有在朝廷任职的列侯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封地去。
我们知道，在诸吕之乱中，吕禄和吕产已经完全掌握了京城的军政大权，甚至当时周勃连军营都进不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军功层照样可以成功发动政变，可见只要这些功臣列侯留在京城，那么他们的影响力就不可估量。也只有让他们都远离，才能够消除他们对宫廷的政治压力。
这条政策一出，军功层的不满情绪是可想而知的，让他们离开京城，那就等于剥夺了他们参与政治的基本权力，所以列侯们坚决不执行皇帝的命令。当时汉文帝与列侯功臣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两方僵持不下。于是，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在公元前177年，汉文帝再一次下诏敦促列侯离开京城。但在发布这第二道诏书的同时，汉文帝还对三个人的职务做了调整。
首先是贾谊，他被调离了京城，派到长沙国去任国相。接着是当时已经是丞相的周勃，汉文帝罢免了他的相位，让他回到自己的封地。最后是灌婴，他接替周勃成为了新任丞相。
虽然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这几次职务调动的关联，但是这些调整同时发生在这个关键节点，应该并非偶然。汉文帝将贾谊调离中央，自然是为了缓和与功臣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汉文帝免去周勃的相位，则是为了让身为百官之首的丞相起表率作用，带头执行列侯之国的政策。最后，汉文帝任命出身军功层的灌婴为新任丞相，这就保证他没有触及军功受益阶层的底线，也就是“非功臣不能封侯，非列侯不能任丞相”这一规则并没有被破坏。
在汉文帝软硬兼施的举措下，列侯之国终于得到实施，在京城没有官职的功臣列侯在周勃之后也纷纷离开京城。而远离京城的军功层在政治上也就很难再有大的作为。
我们看周勃在京城权倾一时，何等威风，结果回到封地后就被人告发谋反锒铛入狱。虽然他后来被证明无罪，但他在监狱中却遭受狱吏的凌辱，狱吏其实就是管理刑狱的官吏，所以他出狱后还发感慨，说自己竟然不知道狱吏的尊贵。由此可见，回到封地后的列侯功臣们，已经失去了昔日的政治能量，他们已经没有力量再与皇权抗衡。
汉文帝时期，军功受益阶层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是被大大削弱了。但是我们也注意到汉文帝还是不敢触碰军功层的核心权益，丞相的位置还牢牢握在功臣列侯手中，甚至这一特权还被传递给了他们的下一代。
文帝死后，汉景帝任命的前三位丞相分别是陶青、周亚夫和刘舍，这三个人全都是开国功臣的儿子，也就第二代军功层。那么军功受益阶层对丞相的垄断权还会持续多久，他们又是在什么时候退出历史舞台的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话题：汉景帝如何最终确立宫廷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我们说第二代军功层依然占据着丞相的位置，但是他们所面对的政治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变。因为在汉景帝时期，有两种新兴的官吏集团开始崭露头角，并且开始占据西汉中央政府的主导地位。这两种官吏就是法吏和军吏。
法吏是指通晓法律的官吏。我们知道汉朝承袭秦朝的制度，是一个法度严密的国家。执法的官吏，在国家的日常运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汉文帝时期，随着军功层势力被削弱，法吏也就有了被提拔的机会。从数据上就能看出这点：吕后时期，三公九卿和郡太守级别的官员中，法吏出身的官员人数只占总人数的2%，而到了文帝时期，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21%，到了景帝时期进一步增长到了23%。文帝时期负责周勃谋反案的主审名叫吴公，他就是法吏集团的代表。
我们再来看军吏，军吏是指在汉朝建立后，通过军功一步步升迁上来的官吏。我们知道，汉景帝时期爆发了七国之乱，有了战争，自然也就给了很多人建功立业的机会，军吏集团就被大规模的重用了。当时，他们已经占据了三公九卿和郡太守19%的席位。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卫绾，他后来成了第一位非军功层出身的正式丞相。
汉景帝
通过上面两组数据，我们就会发现，汉景帝时期，法吏集团和军吏集团加在一起已经占据了政府高级官僚41%的名额。那么军功受益阶层在当时还占有多少席位呢？答案是30%。这样对比之下就不难发现，景帝时期的军功受益阶层已经开始丧失了对政府的支配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汉景帝对军功层发起了最后攻势。
汉景帝做了什么呢？他撕毁了“非有功之臣不能封侯，非列侯不能任丞相”这两条协定，也就是突破了军功层最后的底线。
公元前148年前后，汉景帝提议要封皇后的哥哥王信为列侯。在当时，非军功受益阶层的人想要成为列侯并不是不行，但前提是必须要有让所有人信服的功绩。可是王信没有任何功绩，仅仅凭借外戚身份就跻身列侯行列，这自然遭到军功层的抵制。当时的丞相周亚夫就以白马之盟为理由坚决反对汉景帝的提议，在这种情况下，汉景帝只能先暂时收回决定，等待下一个时机。
公元前147年，匈奴王徐卢投降汉朝，汉景帝利用这次机会，再一次提议要封徐卢为列侯。这次当然又遭到了周亚夫的反对，但这已经不是汉景帝的私事，而是涉及到汉朝对匈奴的邦交问题，汉朝要借助徐卢封侯来彰显对匈奴的友好和包容。因此，汉景帝力排众议成功地将徐卢封侯，而他的这次成功也意味着非功臣不能封侯这一原则从此失效。
封侯的问题解决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丞相的问题。
在汉景帝封徐卢为列侯的同时，周亚夫面对汉景帝的步步紧逼辞去了丞相一职。三年后，周亚夫就被人举报谋反。当时主审周亚夫的是主管全国最高司法权的廷尉，也就是法吏官员的代表。
廷尉为周亚夫定罪时的说辞是，即使他活着不谋反，那么死后也会在阴间谋反，周亚夫只能含冤绝食自尽。不难看出，汉景帝当时是下定决心要将周亚夫除掉。周亚夫死后，军功受益阶层中已经再没有人能够对皇权产生压力。公元前143年，也就是周亚夫死的当年，非军功层出身的卫绾出任丞相。
至此，丞相府也由汉景帝全权掌握，军功受益阶层的所有特权全部都被废除，以皇权为中心的宫廷由此确立了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好，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军功受益阶层在西汉开国时，凭借着国家的优待政策，几乎垄断了帝国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此后，“非功臣不能封侯，非列侯不能任丞相”这两条原则又保证了军功受益阶层对西汉政府50年的支配权。
在这50年间，宫廷与军功层之间一直存在着权利上的博弈。西汉的宫廷政治在吕后时期开始成型，但是因为对军功层权利的过分压榨，最终导致军功层发动政变。
到了汉文帝时期，文帝通过列侯之国等政策削弱了军功层的影响力，但最终没有触碰到军功层的底线，丞相的位置还牢牢地握在军功层手中。
再推进到汉景帝时期，由于法吏与军吏的兴起，军功受益阶层开始丧失对中央政府的支配地位。而非军功受益阶层出身的卫绾担任丞相，也就标志着丞相府最终被皇帝掌控，以皇权为中心的宫廷由此确立了对中央政府的主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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