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鹤亭的资历，其实真是符合上将标准的，但他的一句话令罗帅失望|上将|军衔|罗帅

唯一一个因为态度问题，被组织严肃批评，并且错过1955年授衔的高级将领，是来自四野系统的聂鹤亭将军。负责组织评衔工作的罗帅，正是他当年在东北的老领导，批得他心服口服。直到1956年，聂鹤亭才被单独补授了中将军衔。

其实前一年他被拟定的军衔，也是中将。聂鹤亭是老资格将领，各时期职务都很高，他有意见，这才去找总部首长反映情况。

若单纯是反映军衔和履历问题，老领导怎么会对他发火、要求聂鹤亭检讨呢？毕竟授衔前夕，反映自己情况的将领也不能算少，组织上基本都会说明具体情况、进行劝导，这也是罗帅多年来的工作风格。

偏偏聂鹤亭在老领导面前讲了一句不适当的话，令罗帅感到失望了。

他说：当年起义的时候，粟裕也才是我手下的班长。

聂鹤亭指的是1927年南昌起义，粟裕起步职务不高，在25师73团里当一名班长，他的顶头上司正是担任排长的聂鹤亭，确实受到聂鹤亭的指挥。

这样看来，聂鹤亭的资历极深。不过论及整个军事生涯，显然被老部下粟裕给反超了，尤其是抗战和解放战争中，粟裕长期在华东战场作战，执掌了新四军精锐的第1师，又成为战略级的华野代司令员、代政委，职级和贡献非聂鹤亭可比。

聂鹤亭领导粟裕，只是南昌起义前后的一段时间，代表性不强。55年他专门把这一段掰扯出来，给自己证明，很不合时宜，这才是令罗帅生气的主要原因。

首长当面对聂鹤亭说了重话：你这样的觉悟，别说上将，评中将也高了！如果不是摆老资格，聂鹤亭不会被勒令检讨、延迟授衔。向组织反馈，其实没有什么错误，但他不该把第一大将的名字，从嘴里说出来。

除了这句话外，聂鹤亭的履历，其实并非自夸，在中将里面还是相当过硬的：如果不考虑评衔时的部队体系因素，他达到了上将标准。

南昌起义只是开始，1927年12月他又参加了广州起义。红军三大起义参加了两个，在我军高级将领中十分难得。红军时期聂鹤亭的职务很高，曾在中央红军出任过红4军参谋长，相当于主力师级干部，这属于上将级别的早期履历。

全面抗战时期，聂鹤亭主要在晋察冀作战，他近距离辅佐聂帅，当了三年时间的晋察冀军区参谋长。当时晋察冀是最强根据地之一，聂鹤亭属于重要战略区的参谋长，级别很高。

而在解放战争中，聂鹤亭担任过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继他之后才是“103”刘亚楼任职，再后来的四野时期，野战军参谋长换成萧克。刘亚楼和萧克都获得了上将军衔，而更早担任这一要职的聂鹤亭，55年拟授中将。其他各兄弟野战军的早期参谋长，多数也是上将军衔，比如陈士榘和李达。

聂鹤亭在49年大军南下时，职务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跟他职务相同的是威名赫赫的陈光将军，他俩都是资历深厚的将领。所以抛开其他因素，聂鹤亭的履历没问题，甚至各时期都没有什么短板，完全够得着上将标准。

他的战略眼光很出众：比如48年辽沈战役前，聂鹤亭是少数几个提出先南下打锦州、完成东北战场包围圈的将领之一。他对野司提出这个建议，比军委正式发电报指示的时间都要早，足见对战局及要害的判断力，不是一般水平。

建国后，聂鹤亭之所以授中将，直接原因是中央红军及四野名额限制。57名开国上将，四野自己就占了19人，远多于其他野战军和华北军区，这个占比要进行控制，不能再扩大了。尤其还要考虑总部机关的上将名额，以及其他系统里出自原中央红军系统的将领。尽管四野的规模惊人，但授衔不能搞“一家独大”，而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罗帅，自己就是中央红军和四野出身，更需要费心平衡整个授衔工作。

像聂鹤亭这种类型的干部，不得不适当作出一些适应和调整。他虽然战争年代资历过硬，但在人才济济的四野系统里，并不算最出彩的一批，特别是生涯中，聂鹤亭长期担任各类参谋长职务，作为军政主官独当一面的情况比较少。结合大背景，他评中将更合理。

在罗帅的批评教育下，聂鹤亭做了检讨并在第二年被补授中将军衔，职务方面担任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是陈士榘上将的副手。其实多数老战友对聂鹤亭的评价是很高的，不光是能力和履历，更称赞他的爽快性格及人品，只是说话有时太直了，喜欢直抒胸臆。包括将军的女儿聂秋莎，接受采访时也表达过这个观点，说父亲脾气大、讲话从不拐弯抹角，其实为人非常正直刚烈。

罗帅自然也清楚老部下的性格特点，56年的那次补授机会，就是罗荣桓为他申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