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一个21岁小伙买了一匹马在村里骑了1圈，几天后被几个高种姓村民打死。警察到场后，打人者全部被无罪释放。
印度法律在1947年就废除了种姓制度，但在现实里，超过6亿名低种姓人群每天依然面临暴力威胁。
高种姓踩死低种姓，往往不用承担法律代价。
印度种姓制度按照出身，把人强行分成了5个完全不同的等级。
第一个等级是婆罗门，主要是负责祭祀的教士，人口大约占印度总人口的5%。
第2个等级是刹帝利，主要是掌握军权和政权的贵族，人口比例大约是4%。
第3个等级是吠舍，主要是普通的商人，人口比例在20%左右。这3个等级被称为高种姓。
第4个等级是首陀罗，主要是底层的劳动者，占总人口的45%左右。
在首陀罗之下，还有一个完全不被当人看的群体，叫做达利特，也就是常说的“贱民”。
达利特在印度有大约2亿人，加上首陀罗，整个低种姓和贱民群体的总人数超过了6亿人。
这套分级系统规定了极其严格的物理隔离标准。在印度的2万多个村庄布局中，高种姓的房屋通常建在村子的中心区域，房屋使用砖块和水泥建造，拥有独立的供水管道。
达利特只能居住在村子边缘地势最低洼的区域，房屋全部用泥土和树枝搭建。如果遇到雨季，达利特的房屋经常会被雨水直接冲毁。
水井是绝对不能共用的。
村子中心的深水井只允许高种姓取水。
如果一个达利特不小心碰了高种姓专属的水井，高种姓村民会要求达利特立刻支付1万卢比的罚款，并且要花钱请婆罗门拿来牛奶，把井水重新净化。达利特只能去距离村子3公里外的池塘里打水。
工作岗位的分配也是完全固定的。高种姓从事管理和教育工作。
达利特只能从事清理旱厕、处理尸体等工作。在印度的火车站，清理铁轨排泄物的工作100%由达利特承担。
他们只能徒手把粪便装进铁桶运走，每个月拿到的工资只有不到3000卢比。这种职业分配直接世袭。
婚姻隔离是这套制度最核心的防线。
高种姓和低种姓之间绝对禁止通婚。
报纸上的征婚广告，第1行必须写清楚自己的种姓，并要求对方属于同一个种姓。
如果一个高种姓女孩和一个达利特男孩登记结婚，女方家属会直接把这对年轻夫妻当街砍死。
实施杀害的家属不会受到谴责。这种物理隔绝、职业世袭和婚姻封锁，从人出生的第1天起，就划定了人终生能做的事情。
低种姓人群只要稍微越过高种姓制定的界限，就会遭到极其残酷的暴力杀害，而且高种姓杀人后往往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2020年，在北方邦的一个村庄，一个19岁的达利特女孩去田里割草。4个属于高种姓的男子把她拖进麦田实施了侵犯，打断了她的脊椎。
女孩在医院抢救了14天后死亡。
案件发生后，警察不仅没有立刻抓捕嫌疑人，反而在凌晨2点把女孩的尸体强行拖到荒地烧毁，不允许女孩父母靠近。
在这个案子里，当地警察局的局长和出警警察全部属于高种姓。他们利用职务权限直接破坏了物理证据。
在拉贾斯坦邦，一个9岁的达利特小学生，因为在教室里喝了属于高种姓校长专用容器里的口水。
校长发现后，抓住男孩的头发，用木棍殴打长达20分钟。
男孩的父亲带着他在6家医院之间转院治疗了24天，男孩最终因为伤势过重死亡。
事情发生后，当地高种姓群体组织了抗议，要求无罪释放校长。
大量数据证明了这种暴力不受法律制裁。
根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的公开报告，在2019年到2021年的3年时间里，记录在案的针对达利特的暴力犯罪案件超过了13万起。
相当于每天发生大约120起针对贱民的袭击事件。但在这些案件中，嫌疑人最终被法院判处有罪的比例不到30%。
定罪率这么低，是因为整个司法系统被高种姓完全把持。
印度的各级法官有超过70%出身于高种姓。
基层的警察局长也几乎全部是高种姓。
当一个达利特遭到殴打去警察局报案时，接待他的警察和打他的人大概率属于同一个等级。
警察通常会拒绝记录案件，甚至会把报案的达利特再打1次，然后直接关进拘留室。
如果达利特家庭坚持向高级法院上诉，高种姓地主就会在村子里下达联合抵制令，直接切断这个家庭的饮水供应，禁止商店卖粮食给他们，或者开除田里所有的达利特劳工。
绝大多数低种姓家庭1年只有不到2万卢比的总收入，根本交不起去县城打官司的车费。
最终他们只能接受3000卢比的赔偿撤诉。这种暴力构成了维持种姓制度的物理威慑力。
既然种姓制度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对立，为什么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这套制度不仅没有瓦解，反而还在继续运转？
原因在于，现代印度的经济发展和政治选举，在客观上完全依赖这套古老的规则。
首先是经济层面的劳动力成本需求。
印度有大量的制衣厂、砖窑厂和建筑工地。
这些行业需要极其廉价的劳动力才能维持价格优势。超过6亿人的低种姓群体满足了这部分用工需求。
因为不被允许拥有土地，达利特只能去城市打工。
在工地上，一个达利特每天工作12个小时，搬运重达30公斤的水泥砖，拿到的工资只有大约300卢比。
他们没有劳动合同。如果在工地上受伤摔断腿，老板只会支付当天的工资，然后直接把他们赶出工地。
高种姓的工厂主通过种姓制度把这6亿人强制留在社会最底层。
只要这些人认为自己天生就该受苦，他们就不会去要求提高工资，不会去组织罢工。
这种极低的用工成本，成为了印度大型企业积累财富的基础。高种姓用这套制度完成了对底层劳动力的高效榨取。
其次是政治选举中的选票计算。
政客想要当选，必须拿到足够多的选票。
在印度，最有效拉拢选票的方法，就是直接利用种姓身份。印度的政党在每个选区推出候选人之前，会雇佣数据公司进行精确的种姓人口统计。
如果一个选区有40%的选民属于特定的中低种姓，政党为了保证当选，就一定会推出一个完全同种姓的候选人。
在露天集会上，政客不需要谈怎么修路，他只需要大喊，如果我不当选，另外那个高种姓的人就会来霸占你们的土地。
选票就这样被种姓彻底绑定。
一旦政客当选，他掌握了政府资金后，会把所有的资源只分配给自己的种姓。他会让同族人承包当地的工程，安排亲戚进入政府部门。
这种资源分配方式，让所有的印度人确信，只有绝对依赖自己的种姓团体才能活下去。
从1947年到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非但没有消亡，反而和现代商业资本以及选票政治完成了结合。6亿底层人的存在，提供了最便宜的劳动力和最容易操纵的选票来源。
只要这套利益分配公式还在运转，针对低种姓的暴力就不会停止。这套制度实际上变成了现代印度维持运转的基础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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