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赋》中的楚考烈王，隐忍懦弱一辈子，却只硬气了两回，四个儿子结局都很惨|大秦赋|春申君|楚国|楚王|楚考烈王|秦国|赵国

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结束的消息传到楚国王城时，楚考烈王正在宫里听歌。那是一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晚上，烛火安稳，歌女婉转，唯一显得有点不普通的，是春申君黄歇突然求见的急报——赵国在长平被秦军坑杀四十万降卒。

朝堂一片震动。

有老将当场拄杖而起，说了一句：“唇亡齿寒，自古如此。”也有人咬牙切齿，提醒楚考烈王要早作打算。但坐在大殿正中的那个人，神情反倒没有别人激动，他听完，沉默片刻，只淡淡来一句：“赵，早与楚绝交；今秦胜赵，于楚为利。”

这句看似冷静甚至有点精明的判断，此后几十年里，一点点被事实撕碎。等到他说不出话、只剩下叹息的时候，楚国这艘大船，已经被他亲手拱到了悬崖边上。

要理解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得从他还叫“熊完”的时候说起。

那会儿，他还不是楚考烈王，只是一个被送去秦国做人质的太子。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挥兵南下，一路打到楚国都城鄢郢。那一年的楚顷襄王，是带着难堪和屈辱迁都的——老都城被攻破，宗庙被毁，先王陵寝遭殃，朝中群臣面如死灰。楚国昔日“车攻城，舟战水”的霸业，眼看着就要毁在白起手中。

六年后，楚顷襄王实在扛不住了，怕秦军再来一轮，就派黄歇出使秦国，想求个和。黄歇一到秦国，见到秦昭襄王，就直截了当把利害摊开：

“秦与楚，皆诸侯之大国也。两国相攻，相持不下，韩赵魏之属必坐收其利。不如两国罢兵，结为唇齿之盟，共攻他国。”

这话在史书里有各种版本，但意思都差不多——打下去，两败俱伤；不如结盟，一起对付别人。

秦昭襄王心里也清楚，虽然这次吃了个大头，但楚国地广人多，真要你死我活，秦也得脱一层皮。于是，他点头，却提出一个条件：楚国派太子来秦为质，表示诚意。

楚顷襄王犹豫了很久。送太子当人质，这不是小事；但不送，楚能不能撑到下一次秦军进攻，都还难说。最后，他咬咬牙，答应了。

就这样，黄歇亲自护送太子熊完出关，踏上去秦国做人质的路。

这段经历，对熊完一生的影响，比他后来当了多少年国君都要大。

史书里的字眼很冷——“楚太子完质于秦十年”。短短十个字，抹平了多少不适应、多少屈辱、多少看在眼里却说不出口的东西。

想象一下：一个自小在江汉平原长大的楚国太子，突然被扔进关中那种重法严律、军功至上的秦国社会里。街上走的是披甲持戈的秦兵，城门上站的是刻着军功名目被赏田赐爵的秦卒。连普通农夫，都知道打仗杀敌可以换爵位、免徭役。

他在这里十年，看到了秦国法令之严，军功制度之狠，农战之风之盛；也看到了秦国那种一条心向西、向东、向南扩张的气势。

凡是当过质子的国君，回国后多少都有点“秦国后遗症”。有人学秦的法令，有人学秦的军政，有人干脆认栽，觉得秦不可敌，只想苟活。熊完显然是后面这一类。

十年过去，楚顷襄王病重，需要太子回国继位。秦昭襄王本来不想放人——质子放回去，谁担保楚国不反悔？但黄歇动了点脑筋，用一招“偷梁换柱”：先把熊完偷送回国，留下另一个人顶替，骗过了秦国一时。

这段故事，《史记·春申君列传》写得很戏剧化：黄歇自己留在秦国，打着“太子仍在”的幌子拖时间，直到楚国内部稳住局势，熊完顺利即位，是为楚考烈王。等黄歇再回国，楚考烈王不仅封他为令尹，还赐号“春申君”。

从这时起，楚国表面上似乎恢复了点元气：有春申君这样的权臣支撑，有项燕这样的老将镇军，还有屈、景、昭三大贵族家族各自盘踞地方，撑起一个庞大的贵族网络。看上去人多地广，诸侯之中，气象仍在。

但问题是，坐在王位上的这位新君，心气已经不在“争霸”上了。

他在秦国待了十年，对秦的强大，比朝堂上那些只凭耳闻议论秦国的老贵族们，要清楚得多。后来他在很多重大选择上偏“怂”，其实在那个时间点，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层心理。

长平之战前后，他的犹豫、他的袖手旁观，就是典型。

公元前260年，长平惨败，赵国四十万降卒被坑杀。这个数字在今天看，都带着一种冷冰冰的残忍，更何况在当时，消息是一点点传出来的——“赵军大败”“赵降卒尽坑”。

楚国朝堂上一片喧哗：有人骂秦军太毒，有人替赵国鸣不平，也有人暗自庆幸“赵削弱了，我们安全一些”。

但最该紧张的人，是楚考烈王。他曾亲历秦军南下打楚的惨状，也知道秦国以杀立威的手段，并不是第一次用。白起攻鄢郢，烧夷陵，辱楚先王陵墓，这些都发生在他还在楚国的时候。现在，秦又在长平打崩了赵军主力，下一步剑指何方，不难想象。

春申君黄歇和楚将项燕都劝他要早做准备：秦国一旦扫平赵，目光必然转向南方或东方。楚若只是看戏，迟早会轮到自己。

楚考烈王却另有一套思路，他拿出那套在秦国做人质时学来的“现实主义”：

——楚与秦，方为盟友；赵，早与楚绝。秦胜赵，对楚未必是坏。

盟约，不是不能破，但破约的代价，他比谁都清楚。再加上他心理里那点对秦的惧意，最后索性选择了一个最省事的办法：装作这一切都与楚无关。

这个选择，在当时看，未必被所有人看成“错误”。很多人甚至会觉得，他不过是不愿拿楚国去给赵国当盾牌。但后面的事实证明，这种“现实主义”，在秦这样一个整体战略进攻态势面前，就是自欺欺人。

长平之后三年，秦国果然继续对赵施压，围困邯郸。战局发展到最紧急的时候，赵孝成王派出了他最擅长“说”的人——平原君赵胜，来楚国求救。

平原君到了楚都，一番话摆明利害：秦若灭赵，山东诸国人人自危，楚国也不会例外。这是一条唇亡齿寒的道路。

史记里写得很形象：“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从日出谈到日中，楚考烈王的答案就一句：“寡人不欲与秦战。”

不是说不懂唇亡齿寒，也不是听不懂“秦虎狼之心”，而是他早就替楚算好了那本账：一旦出兵援赵，就是公然与秦翻脸，那时候，秦必然倾力报复楚。而他一点信心都没有，觉得楚挡不住秦的全力一击。

这时，另一个人出场了——毛遂。

毛遂本来是平原君门下一个默默无闻的门客，自称“食客三年，无所用，今请自荐。”那次随平原君入楚，他一直憋着，看到楚考烈王坚持不肯出兵，终于按捺不住，拔剑上前，对楚考烈王当面开怼。

他先是对楚国国力做了个肯定：“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接着话锋一转，提起过去那段让楚王难堪的历史——白起当年领兵数万，一战取鄢郢，再战烧夷陵，三战羞辱楚王先人陵墓。这是楚国百世之怨，是楚人心中的痛，是赵人都替楚感到羞的事。

毛遂紧接着点破：合纵，是为楚，不是单为赵。秦今天打赵，明天就会打楚。楚若继续装作旁观，最后肯定是被逐个击破里的“那个”。

这一番话，说得楚考烈王脸上阵阵发烧。毛遂的话不仅是在陈述事实，更是在揭他心底最不愿面对的那层懦弱——“你凭什么总想着别人挡在前头？”

历来君王最怕别人揭旧疮疤，尤其是在大庭广众之下，把祖宗被辱、自己被迫迁都的那一段全翻出来。楚考烈王一时间又恼又羞，但话已经说在这份上，再拖，就不是“审慎”，而是“没脸”。

他这才咬咬牙，答应出兵。

这一年，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通过“窃符救赵”的经典操作，把魏军带到了邯郸附近，与楚军合兵，配合赵军守城，最终打败了秦将王龁，救下赵国一命。这场邯郸之战，是战国末年秦国少有的挫败之一。

从结果看，这次楚出兵是“站对了队”的。可问题是，这一次楚考烈王并不是主动站在这一边，而是被毛遂、被春申君、被形势逼着，半推半就地迈出了一步。

秦国在邯郸失利后，很快调整方向，继续向东周、向西周动手。

公元前256年，秦昭襄王灭西周，周赧王被俘身死，象征王权的九鼎也落到了秦人手里。周天子名号至此彻底成了过去式。七年后，秦庄襄王上台，丞相吕不韦主持，又灭掉东周。天下名义上的共主不在，各国再无一块遮羞布可用。

山东六国纷纷意识到：秦这一轮不是“边境摩擦”，是要整盘吃掉天下。于是，大家又把目光投向地广人众的楚国，希望他站出来，再组织一次合纵。

结果，这个时候的楚考烈王，选择让所有人失望。他不仅不愿带头，还反过来劝其他诸侯不要合纵。他那套心思其实没变：只要不当头，先让别人顶着，或许还能苟延残喘。

直到公元前242年，赵悼襄王再派使者走访各国，楚考烈王在反复劝说之下，在春申君与国内屈、景、昭三族的联合施压下，终于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答应参与伐秦的合纵联盟。

但这一次，他其实心里仍是发虚的。史家后来的分析里提到，楚考烈王在大军出发前，还专门嘱咐春申君：“要保存实力，不可倾国一战。”嘴上说“合纵伐秦”，心里想着的是“打打就收，别真拼到底”。

这一次，合纵盟军规模空前：楚、韩、魏、赵、燕五国联军，由春申君挂帅为合纵长，具体统军的则是赵国老将庞煖。联军趁着秦国内部政权交替、局势未完全稳定，一度打到函谷关口。

但秦国毕竟不是当年被合纵联盟打得七零八碎的那支秦旧军了。从商鞅变法以来几十年的积累，加上韩、魏多次被削地、断臂，秦国的军事、财力基底远强于诸国。合纵联军虽然气势上来过一次，最终还是败下阵来。

战报送回楚都，楚考烈王看完，据说是长叹一声，“从此不复言伐秦”。

这句话看起来像是“知难而退”，其实在当时，就意味着楚国正式放弃了在国际政治中扮演主动角色的野心——从此，只求自保，不再问天下大局。

此后若有人再提合纵，他要么装作没听见，要么支支吾吾搪塞过去。秦国出兵东向、北上的时候，他大多选择观望甚至暗中附和。真正踩到楚国头上的时候，他干脆选择了一个更加简单直接的办法——迁都避战。

当秦军逼近楚西境，他迁都寿春，希望通过“搬家”躲避锋锐。一个曾经多次迁都的大国，再迁一次，对楚贵族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可对底层百姓来说，这基本就是又一次国家信心的崩塌。

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病重，病榻之上，既没有再提抗秦，也没有留下什么慷慨壮语。这个曾经被寄望为“能带领楚国重振”的人，就这么在一片消沉的气氛中离世了。

他死后，由儿子熊悍继位，是为楚幽王。后世很多史家，包括《史记》在内，都怀疑这个楚幽王其实是春申君与楚考烈王某位妃子所生，换句话说，很大可能是“春申之子”。但这个争议你我在这里无法考证，先按史书的正统记载来。

楚幽王在位十年，根本没能扭转局势。朝政大权落在他舅舅李园手里。秦国一边对赵、韩用兵，一边派大将辛梧（有作辛胜）南下攻楚、魏。楚幽王一味求和、献城，能让的地方就让，能割的土地就割，延续了他父亲那种“退一步再退一步”的态度。

他死时无子，又把楚国推进一个更乱的局面：同母弟熊犹即位为楚哀王，只做了两个月，就被异母庶兄负刍杀掉。

负刍上台后，第一件事，是诛杀李园全族，清算外戚。表面上看，楚王室好像有了一点“硬气”，但这时的楚国，已经经不起任何大的内耗。

秦王嬴政在位第二年（有的记为第三年），派李信、蒙恬率二十万大军伐楚。这一仗，楚国连丢十余座城，眼看又是一波大溃败。好在楚国还有一位撑着全局的老将——项燕。

项燕这个人，在史书里留下的具体记载并不算多，但每次出现，都与“支撑楚国最后防线”有关。他一路撤一路打，终于在某场硬仗中击退李信、蒙恬，给楚国赢来了一两年的喘息。

嬴政吸取教训，意识到“轻兵深入”不保险，转而采用王翦的稳扎稳打。他亲自出面，厚礼请王翦出山，给了六十万大军，叫他“务在必克”。

王翦是老成持重的将领，一向不冒进。他带着这六十万，像一块铁板，缓慢却稳步地压向楚国。项燕率楚军民顽强抵抗，一年多时间里，不断拉扯。可奈何双方国力差太多：秦有源源不断的粮草和士兵，楚国内部却早已疲惫不堪，再加上贵族之间各自盘算，协同不力。

最终，项燕兵败。王翦俘获楚王负刍，楚国政权在法理意义上到此终结。

《史记》里记载，楚王负刍被俘后，楚人不肯就此认输，项燕再拥立昌平君熊启为楚王，试图继续组织抵抗。《史记索隐》认为，这个昌平君，很可能也是楚考烈王的儿子。换句话说，楚考烈王四个儿子里，最后一个也被推上了一个几乎必死的位置。

昌平君虽再次聚众起兵，终究敌不过大势，自杀身亡。楚国的最后一点政治象征，也随着他一起消失。

毛遂当年那句话——“以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听起来似乎是溢美之辞，其实不夸张。战国后期，论土地面积和人口总量，楚国在六国中确实名列前茅：江汉平原、洞庭湖一带、多年的兼并扩张，都让楚积累了深厚的人力物力基础。

再加上春申君那段时间在楚国内“礼贤下士”，招揽各地士人，楚国在人才和舆论上，也不是全无优势。

站在一个冷静的角度看：秦国再强，若六国真的能团结一心，特别是楚能下定决心，与齐、韩、魏、赵、燕等长期配合，形成攻守同盟，秦的统一进程至少不会这么顺利。苏洵在《六国论》里说：“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这是事后之言，却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空话。

偏偏楚考烈王在这个关键位置上，一次一次选择了“怂”。

说他怂，不是说他不知道秦可怕，也不是说他不爱国，而是说在大局面前，他屡次把眼前的安稳，看得比长远的危险更重——明知秦终究要东出，仍然愿意当那个“晚一点被吃掉”的人。

反过来看，他的这种心理，从他十年质子经历之后就种下了——在秦国待得越久，他越知道秦的可怕；越知道，就越没有信心，带着楚去打一场生死未卜的仗。于是，他选择疏离赵、犹豫合纵、放弃主动，到了最后实在推不过去了，才象征性地站上一回，败了，就干脆收手，再无斗志。

如果说秦太强，这是客观现实；如果说楚内部贵族林立，各怀心思，这也是历史病灶。但在这两个客观因素之间，还有一层主观因素，就是楚王本人的态度——他是想当个冒险赌局的开局者，还是甘愿做个一退再退的守成者。

历史没有假设。但你会忍不住想：如果当年楚考烈王在长平之后就清楚意识到秦的下一步，一边修补与赵等国的关系，一边积极筹划合纵，不只在邯郸那一役中“勉强出场”，而是长期站在合纵联盟的主心骨位置上；如果他在东方各国纷纷被削弱时，不是劝别人不要合纵，而是主动去协调、牵头；如果他对内少一点放任贵族各自为阵，多一点集中力量；那么，哪怕不能逆转秦最终统一的结局，楚国至少不会败得这么被动，这么仓促，这么彻底。

讲到这儿，楚考烈王这一生的轨迹，其实可以浓缩成几个关键节点：

少年见证楚国被秦打到迁都，心中埋下对秦的惧意；
青年被送到秦国做人质十年，亲眼看着秦越变越强，自家越变越弱；
回国继位后，依赖春申君维持局面，自己沉迷享乐，对外多求苟安；
长平之后，本可早作准备，却觉得“秦胜赵对楚有利”，错把侥幸当安全；
邯郸之战，被毛遂当众羞辱后，才勉强硬气了一回；
合纵伐秦失利后，从此不提抗秦，迁都避战，一直怂到病死。

他的四个儿子，先后登上楚王之位，却都没有摆脱覆国的命运。有人死于内乱，有人亡于秦兵，有人死于自杀。家族的悲剧，与国家的悲剧，紧紧缠在一起。

从史家的角度看楚国的灭亡，往往归结为三条：其一，敌人太强——秦经过长期变法、削弱诸侯、积累军功制度优势，是这个时代最强势的国家；其二，君王不进取——面对强敌，楚考烈王这种心态，注定难以成为“霸王”；其三，内部不团结——屈、景、昭三族各有盘算，春申君另立门户，外戚李园专权，楚王室权威一再被稀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