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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楼吴简》，简牍墨书，约书于汉末三国时期，1996年出土于湖南长沙五一广场走马楼附近。据长沙简牍博物馆统计，共出土简牍14万枚左右，其中有字简近8万枚，有墨痕的简牍2万余枚，无字简4万余枚。
三国时期是我国新书体楷、行、草及旧书体篆、隶书交替重叠的时期，《走马楼吴简》以隶书和楷书为主，但也间杂了行、草等书体，绚丽多姿，点画之间或断或连，自由奔放，天然成趣， 与汉魏碑刻之严谨庄重迥然有别，可见隶书向楷书转变时的变化。
一、《走马楼吴简》的主要内容及历史价值
《走马楼吴简》所纪年号最早的为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最晚的为吴孙权嘉禾六年（237年），其中以嘉禾为主。内容主要分为几类：
券书类。又可细分为佃田租税券书和官府各机关之间钱、米、器物调拔交接券书。
官府文书和司法文书类。有些内容涉及到司法案件的审理、申诉和复核的内容和程序。
户籍类。内容为家庭中一个或几个成员的具体情况，内容丰富，既可看到吴承汉制的轨变，又可看到后来西晋的九品中正制、户调之式产生的发源。
名刺类。内容是问安、馈赠之类，有些像后世的名帖。如“弟子黄朝再拜，问起居，长沙益阳字元宝。”
账簿类。就是一些钱、米、布匹、器物的出入账目。
职官人物简。走马楼吴简中的职官人物简记录既有太常、大将军、长沙太守及步鹭、昌岱等高官的事迹，也有仓吏、库吏及平民。
军事地理简。记载了吴国平定当时武陵蛮的情况，记录了不少关于军事职官、军粮督运、军队调动等内容，同时记录了荆州所属如长沙、武陵、零陵及临湘、刘阳、益阳等郡县，还有丘、里等基层地名多达150余处，为研究三国历史地理提供了重要资料。
众所周知，有关三国历史的文献资料本就不多，主要史料就是《吴书》、《三国志》。其中陈寿的《三国志》共65卷，《魏书》最多，有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三国志》的体例上又没有《表》、《志》的部分，使得三国史研究学者深感史料不足。
《走马楼吴简》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如果按每支简20个字来计算，得到的文字资料达100多万字。简书的字数不但超出《吴书》数倍，也大大超过了《三国志》的字数。因此，走马楼吴简的重要性，可以用“填补缺失、数量惊人”来概括。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史料之不足，对于研究三国时期东吴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简册制度、职官沿革、历史地理、法律、书法艺术等，提供了史籍所缺佚的丰富而翔实的资料。长沙吴简研究整理小组组长、著名史学家田馀庆先生说：“长沙出土的三国吴简，其数量巨大，本身就是了不起的发现，其中有可能蕴藏着极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二、《走马楼吴简》的书法艺术价值
三国时期既是纸张发明后简牍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最后阶段，又是我国书法承前启后、新旧交替、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重要时期，是一个人文精神高扬、文化艺术自觉的时代。
刘正成《钟繇与长沙吴简说》一文，指出三国吴简文字结体和笔法都极近钟繇《荐季直表》及《宣示表》，毫无疑问受钟繇的影响。“如果说从钟繇《荐季直表》到王羲之所临钟繇的《宣示表》，可以论证中国书法史上楷书从创立到完全成熟的过程的话，那么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便找到了最好、最直接的旁证。” （《中国书法》1998年第1期）
洪鹃《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书体举隅》一文，以偏旁分析法探究了走马楼吴简的分属，通过对各简字例所作的偏旁分析， 指出吴简书体基本上篆、隶、楷、行、草各体皆备，显示了三国时期为我国书法史上新书体的楷、今草与旧书体的篆、隶交替重叠的时期。（选自李学勤主编《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杨芬《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隶书遗韵》一文，则着重探讨了走马楼吴简文字中隶书对书写者的影响，“典型的隶书已从东汉的高峰上跌落下来，带有隶书遗韵的早期楷书已是当时文字书写的流行书体。”（《中国书法》2014年第9期）
熊曲《长沙走马楼吴简行书探析》一文，则通过对走马楼吴简中的行书及与其它简书的对比分析，揭示了行书这一新兴书体在三国时期的发展演变脉络。（《中国书法》2014年第10期）
参考文献：1、廖名春、张岩、张德良《写在简帛上的文明：长江流域的简版和帛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2、胡平生、宋少华《走马楼简牍概述》，《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3期第79-89页。3、孙东波《浅说长沙走马楼吴简牍的文献价值》，《新西部》2007年第10期第172-173页。4、杨芬《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隶书遗韵》，《中国书法》2014年第9期。5、熊曲《长沙走马楼吴简行书探析》，《中国书法》2014年第10期。5、李学勤主编《 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05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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