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收的快递，十件里有六件多是申通、中通、圆通、韵达送的；这四家公司的创办人里，都有人出自同一所乡村初中。那所初中在浙江桐庐的山沟里，只办了22年，教过1300来个学生，出了近300个快递老板，差不多每四五个学生里就有一个。
山沟里出来的一群穷孩子，凭什么接下了大半个中国的快递？这回就聊聊他们，从起家聊到一个带一个把网点铺满全国。
这所学校叫歌舞中学。2025年，桐庐照原样把它重建了起来，改成了一座快递展陈馆。馆里挂着一幅地图，叫「漫漫求学路」，标着当年几个学生上学要走多远：夏塘村的聂腾飞、聂腾云兄弟和詹际盛，要走8公里山路；歌舞村的张小娟和商学兵，3.5公里；阳田村的赖梅松，13公里；离得最近的是子胥村的陈德军，也有1.2公里。
这张地图上的名字，后来个个都跟快递连在了一起。可在当年，他们只是钟山乡的穷孩子。钟山乡在桐庐县西南，四面是山，是县里出了名的穷山沟。赖梅松的老家阳田村，藏在海拔550米的山坞里，是全县最偏的村子。2023年一批快递员去那儿参观，工作人员临行前特意建议：把大客车换成小车再进山。
念书也念不长。陈德军1985年初中毕业，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可为了补贴家用，15岁就去学了木匠，一个月工资30块。赖梅松也是15岁初中毕业，他后来说：「其实我在歌舞中学里读书还可以，但家庭条件不好，15岁初中毕业，没办法只能出门打工，自谋出路了。」拦住他接着念书的，是200块钱的难处。
陈德军、赖梅松和张小娟，还是同一个班的同学。一个乡的孩子挤在同一间教室里，谁家住哪条山沟、谁成绩好、谁家穷，彼此心里都有数。这所初中没教过他们送快递，可它让这群人从十几岁起就知根知底。这一点，后来成了他们最大的本钱。
没钱、没学历、住在山里，这样一群孩子，是怎么跟快递扯上关系的？
1993年，二十出头的聂腾飞在杭州一家印染厂打工。他发现，杭州很多做外贸的公司都在为一件事头疼：报关单必须第二天送到上海，货才能按时出关，可交给邮局寄，最快也要三四天。
他拉上同村的詹际盛，两个人一起从印染厂辞了职，干起了一门新生意。他们自己管它叫「代人出差」。
分工是这样的：聂腾飞白天在杭州拉业务、接单子，一份报关单收100块；晚上八九点，他揣着单子坐上开往上海的火车，票价15块，第二天凌晨三四点到站。詹际盛在上海火车站等着接应，再把报关单送到上海市区的公司手里。
刚开始，一天只有一单。一单100块，扣掉15块车票，落下85块。办公的地方是杭州湖墅北路上一间破屋子，一副桌椅、一个沙发，六七个人挤在里头。有个后来当上分公司经理的老员工说，很长一段时间，他晚上都是趴在老板桌上睡的。
第一年下来，这门生意赚了近2万块钱。钱不算多，可这笔钱证明了一件事：山里人没有本钱、没有手艺，光靠一双腿和一张火车票，也能在城里挣到钱。
第二年，聂腾飞拿赚来的钱在上海开了个网点，把外贸公司的回函收起来送回杭州，又把大舅哥陈德军请到上海坐镇。就是那个15岁去学木匠的陈德军。他在上海骑自行车送货，为了把件送准，一遍一遍翻上海地图，半年不到，翻烂了10张。那时候送件坐火车常常没座，抱着货站一整夜是常事。
生意越做越大，人手不够用了。聂腾飞第一个想到的，是桐庐老家的人。
陈德军把子胥村十多个年轻人带了出来，在好几个省会城市租下民居和小铺面，开出了第一批网点。子胥村村干部罗伟良的叔叔，就是这十几个人里的一个，去了陕西，参与搭起申通在当地的第一家网点。那是一处不大的民居，住着十几个桐庐来的年轻人。他们骑着自行车守在火车站、汽车站门口，等送信的人背着装满信件和小包裹的蛇皮袋出站，接过来，当天骑车送到。
子胥村那时候只有几百户人家，做快递挣钱的消息一传开，想进这一行的年轻人，只要长辈之间打个招呼就能进。村里开小卖部的陈美珍，儿子就是这么进的申通。她说，有一回陈德军的外婆来店里买东西，「我问她有没有工作的机会，她就答应了」。
桐庐人的说法是「有饭大家吃，有路一起闯」，一人带一户，一户带一村。被带出门的人，就这样从夏塘村、子胥村，扩到整个钟山乡，再扩到桐庐各个乡镇。
送件的活谁都能干，为什么非得是老乡？
罗伟良说，老板们不用担心熟人的孩子偷件、丢件，「这些孩子也特别能吃苦，有时候一天要连续派件，骑车要骑几十公里」。
2017年去村里采访的记者，把这层意思说得更透：乡里乡亲的快递员，最大的好处是不会带着包裹和信件半路消失，因为一旦这么做了，就会被全村人抛弃，永远回不了家乡。
赖梅松讲他老家时也是这个意思：「我们村里70多人从来没人进过派出所，家家不关门，这里的人淳朴、善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你的件我给你送好，我的件你给我送好，背后是相信的力量。」
要我说，快递这门生意，最要紧的从来不是车，也不是仓库，是信得过的人。快递员手里拿的全是别人托付的东西，外人得靠合同和押金管着；老乡之间除了这些，还多一样更硬的东西：你家在哪条沟、你爹妈是谁、过年回不回村，全村人都清楚。这群山里孩子当年没钱、没学历，手里只有这一样东西，而快递最缺的恰恰就是它。
这份信任，很快就经了一回真考验。
2002年，36岁的桐庐人施路平在重庆开了个快递网点，为了躲罚款，特意把办公的地方设在二楼。照样有人找上门，一旦查到件里有信，就是一万块到几万块的罚单。他在路上走着都提心吊胆，几个月后只好离开了重庆。
1997年在金华加入申通的邓德庚回忆，邮政的人会突击上门收走信件，他们就把信藏在卧室的床底下，业务员把信裹在衣服里带出门。他说：「很多业务员因为这个辞职，但是不少桐庐的员工留下了，大家都沾亲带故，也很团结。」
那些年，还有客户的信被邮政抄走，客户自己跑去把信要回来，转手还是交给他们寄。2000年进申通的一位负责人笑着回忆，那会儿押车都是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时间一长，房东忍不住问他们是不是小偷。
一直熬到2009年新邮政法出台，他们才摘掉了「黑户」的帽子。
最难的那十几年，罚款、信被收走、被人当成小偷，能把人吓跑的事一样不少。留下来撑着的，不少就是沾亲带故的那些人。信任在顺风的日子里看不出分量，到了难处，它就是整张网的筋骨。
再回头看那四家公司。四个牌子，根子都扎在1993年那门「代人出差」的生意里。
聂腾云跟着哥哥进了申通，管过慈溪分公司。后来聂腾飞出车祸走了，申通交到了陈德军手上，聂腾云自己出来，办了韵达。
张小娟在申通当过财务。她的丈夫喻渭蛟是同县横村镇的人，不在钟山乡。正因为管过账，清楚这一行的利润有多少，张小娟劝丈夫转行做快递，2000年，夫妻俩办起了圆通。
赖梅松初中毕业出门打工，后来做起了木材生意。2002年，他的好友商学兵三番两次劝他，他才办了中通。商学兵就是地图上那个走3.5公里上学的歌舞村人。赖梅松的合伙人里，有人在申通当过分公司经理。
就连当年在上海火车站接应的詹际盛，1994年也离开了，和弟弟另起了炉灶。
一个人先把路趟出来，身边的同学、亲戚跟进来，学会了，再出去单干。四家公司就这么从同一个山乡、同一所初中里一家一家冒了出来。
它们铺网点，用的都是同一个办法：加盟。网点向总部交保证金、中转派送费和面单费，其余成本自己扛，盈亏自负，从上到下个个都是「老板」。一位分公司经理回忆：「做了一年后，聂总给我4个人，让去苏州干。」一座城，就交到了一个人手上。
加盟到底是一笔什么样的买卖，在重庆被罚跑的施路平，最能说明白。
2002年，他到了宁波慈溪，加盟了中通。他向总部交了网络建设费、押金，一共12000块，又买了一辆面包车、一辆摩托车，租了一套民居。每天能收100多单，可那时中通的网还没铺开，三四成的件送不到目的地，他只好加钱转给别家送，有时候20块一单的生意，自己还得倒贴5块。
前期一直在亏，全靠妻子开服装店的收入贴补。人工、车子前前后后，投进去16万上下。熬到第7个月，客户攒够了，件一天比一天多，网点终于开始赚钱。他说：「我知道这个以后肯定能赚钱的，就让她把服装店转让了，到慈溪来跟我一起干。」
先交一万二给总部，人工、车子前前后后又是16万上下，头大半年一直在亏。加盟这个办法能把网点铺满全国，靠的是两头都信得过：总部敢把一座城交出去，网点敢把十几万投进来。
人跟着人走出去，山里的年轻人差不多走空了。2017年记者去夏塘村，全村680口人，300多人在外头做快递，留在村里的50岁以下的人不到20个。村干部说：「我们村里小孩子生下来就会做快递，看都看会了，听也听会了。」子胥村九成的青壮劳力都在做快递，几乎家家都有快递人。
钱也往山里流。从2012年开始，子胥村的快递人凑钱修了通往乡政府的柏油路，盖了大礼堂和老年食堂。歌舞村70岁以上的老人，每年春节都能收到红包，一位75岁的老人说：「像我们70岁的，一个人2000块，其中圆通1000，中通1000。80岁的一个人就有3000块了，高兴呀！」
歌舞村如今的党总支书记，自己就是从快递行业回来的。他说：「从收入差距来说，在村里待上五年也抵不到在外面做快递一年。那时候回来，也是因为村里没年轻人嘛。」
在外头的快递人跟村里交代过：村里解决不了的事、项目钱不够，就打电话给他们，「力出不到，钱可以出的」。
三十多年过去，当年一天只有一单的生意，长成了什么样？2025年，全国一年收发了1989.5亿件快递。四家公司各自报出的全年业务量加起来，是1214亿件出头，占了百分之六十一。2026年头八个月，全国又收发了1340多亿件。
双十一又快到了。2025年从10月21日到11月11日，全国揽收了139亿多件包裹，最忙的一天是7.77亿件，创了纪录。
那所只办了22年的歌舞中学，如今成了展陈馆。馆里把当年的场景一个个还原了出来：凌晨扛着包裹赶绿皮火车，骑着自行车穿上海的弄堂。
展陈馆里那幅地图也还挂着：8公里、3.5公里、13公里、1.2公里。几个穷孩子当年上学走的山路，后来连成了一张通到全国家家户户门口的网。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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