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冬，北京医院候诊处，徐特立穿着一件并不厚的呢子大衣，安静坐在花园外的长椅上。那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医院里等候看病的人不少，老人没有坐进单独安排的房间，也没有让警卫员提前通报。
彭文龙来医院看病时，偶然认出了徐特立。两位相识多年的老同志坐在一起，说起延安的工作，也谈到北平和平解放后的接管事务。徐特立听得很认真，问得很细，脸上的笑意也渐渐多了起来。
警卫员看了看候诊队伍，悄悄走近说：“徐老，前面还排着十多个号，我去请张主任，先给您看吧。”
徐特立当即摇头：“不要去，按号码等。谁也不能破这个例。”
警卫员解释，医院方面早已知道徐老要来，只是通知一声，并不算什么麻烦。徐特立却把话说得很明白：“别人来看病，也都盼着早点看完。要是我一来就插到前面，群众会怎么想？医生也不好办。”
这几句话，分量并不轻。徐特立不是普通的机关干部，他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也是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更是毛泽东早年的老师。凭他的身份，医院完全可能给予特殊照顾。但他偏偏把自己放回普通病人的位置上。
这不是故意做给人看的姿态。排队本身，就是对公共秩序的尊重。一个人若总能因为地位、年资和职务而获得例外，例外多了，制度也就失去了约束力。徐特立显然明白这个道理。
彭文龙问起他的病情，徐特立说，自己当年春天患过伤寒，高烧之后耳朵受到影响。说到这里，他没有多谈自己的身体，反而问彭文龙为何前来。得知对方因工作劳累患上神经衰弱，他便劝道：“不能只靠吃药，还要动一动，体力活动多了，睡眠也会好些。”
护士叫到徐特立的号码时，他站起身，向彭文龙道别，然后随着人群一同走进诊室。没有人群拥护，也没有特别安排，过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然而，在徐特立看来，正是这种“普通”，才是对群众最起码的尊重。
警卫员后来告诉彭文龙，徐特立到医院那天是步行来的。新中国成立后，考虑到他的年纪和身份，身边同志曾建议配车，可徐特立经常拒绝。他认为，北京城的汽油需要用外汇或贵重物资购入，国家刚刚起步，不能因为个人出行方便就随意消耗。
有一次，警卫员因为陪他步行，鞋子磨坏了几双，心里难免有些牢骚。徐特立没有责备，而是问他家里的收入情况，又让他估算一趟汽车所需的油料。算完之后，老人说：“走路有好处，能锻炼身体，也能省下汽油。国家的东西，不能只看着方便就用。”
这番话听起来朴素，却把个人待遇同国家家底连在了一起。徐特立不是不知道汽车更快，而是不愿把公共资源看成自己的私物。对警卫员而言，陪老人走路是辛苦；对徐特立而言，减少一次不必要的用车，则是对国家负责。
这种习惯并非到了北京才有。1942年夏天，延安自然科学院开会结束得很晚，徐特立回到住处时，炊事员已经休息。他没有叫醒人，也没有让厨房重新生火，只把剩下的合子饭热了两碗。
炊事员老张听见厨房有动静，推门便问：“谁在里面？”
徐特立答道：“是我，回来晚了，热点剩饭吃。”
老张知道是院长后，赶紧要给他下挂面。徐特立却摆手：“你已经休息了，不能因为我晚回来，就重新开火。今天给我做，明天别人晚回来怎么办？”
在徐特立眼里，炊事制度既然已经制定，就不能由负责人自己带头破坏。哪怕只是一顿饭，也不能因为身份不同而改变规矩。他吃完后还准备把碗洗净，老张连忙接过锅铲，让老人赶紧回去休息。
1942年冬天，另一件小事也留下了相同的印记。徐特立参加教育会议，散会时已近深夜，陕北大雪封路，警卫员又因感冒请假。彭文龙担心老人独自赶路，提出派马相送，徐特立却悄悄先走了。
彭文龙在雪地里追上他时，徐特立身上已经落满雪花。见对方牵来的马累得直喘气，老人摸了摸马头，说：“马出了汗，天又冷，不能再骑。前面不远了，走过去吧。”
山谷里传来狼嚎，彭文龙更加担心。徐特立却没有只顾自己的安危，而是想到当地百姓，感叹他们既要面对生活困难，还要防备野兽侵扰。老人关心的范围，总是从身边一件小事，延伸到更多普通人的处境。
北京医院那次候诊，看似只是一次寻常看病，却把徐特立一贯的作风集中呈现出来：不插队，不浪费，不让别人为自己破坏规矩。警卫员要替他找医生，他没有接受；炊事员想为他另做饭，他没有答应；国家尚且困难时，他连一趟汽车也要反复掂量。
护士再次叫到徐特立的号码，老人拄着手杖起身，随着人群走进诊室。候诊处恢复了原来的安静，长椅旁只留下几片被风吹落的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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