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30日，北京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何鲁丽当选北京市副市长。那一年，她已经脱下白大褂多年，却没有离开医院太远。对她来说，行政岗位并不是人生方向的突然改变，而是把诊室里“为病人解决问题”的习惯，带到了更大的公共事务中。
何鲁丽与父亲何思源的相似之处，不在于职位相同，而在于两人都曾从自己的专业出发，逐渐走向社会治理。何思源早年留学法国、德国，学习经济学和哲学，回国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后来进入政界。何鲁丽则从北京医学院毕业，成为儿科医生，最终走上地方行政岗位。
这条路的起点，是一场发生在北平的爆炸。
1947年，何思源奉命出任北平市市长。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内战再起，北平的学生运动和市民生活都受到局势影响。何思源后来逐渐倾向于推动北平和平解决。1948年末，国民党特务在何宅安放炸弹，爆炸造成何家幼女死亡，何鲁丽也被泥土掩埋后幸存。
这段经历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创伤。她后来曾说：“妹妹是为父亲送的命。”这句话并非单纯的哀痛，也包含着一个少女对时代动荡的直接感受。她看到的，不只是家庭遭遇，还有普通百姓在战乱、贫困和疾病中的艰难处境。
也正因此，医学在何鲁丽心中并不只是谋生手段。她希望通过治病救人，尽可能减轻他人的痛苦。进入北京医学院后，她学习成绩优良，毕业实习期间专攻儿科。著名儿科专家诸福棠从实习生中选留少数人员，何鲁丽成为其中之一，开始在医院正式工作。
儿科医生面对的，往往是最焦急的家长和最脆弱的孩子。何鲁丽把大量精力放在临床诊疗上，后来即使工作环境发生变化，也没有放弃专业。她曾被安排到门头沟山区农村医疗队，在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继续看病、送药。山区道路难走，药品和设备也不充足，但她没有把这段经历当作职业生涯的空白。
风波结束后，她回到北京，担任西城区儿童医院小儿科副主任。这个岗位与她的专长完全契合。她既重视治疗，也关心保育、预防和儿童成长环境，推动基层幼儿园保育人员接受业务培训。西城区儿童医疗和幼儿保育工作取得成效，相关单位后来获得全国卫生系统先进称号。
有意思的是，真正改变她人生轨迹的，并不是某个轰动事件，而是一次岗位调动。1984年，何鲁丽由医院走进西城区政府，担任副区长。对一名长期从事儿科工作的医生而言，这意味着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个病儿，而是街道、学校、家庭和社区中更加复杂的公共问题。
她没有把医生身份留在门外。计划生育、妇幼保健、基层教育，都是她熟悉并且能够迅速进入状态的领域。她常说，拿听诊器和处理政务，目的都是替群众排忧解难，只是服务对象和工作尺度发生了变化。
担任北京市副市长后，公共卫生成为她重点分管的工作之一。1988年，上海发生甲型肝炎流行，疫情引起广泛关注。何鲁丽对北京的饮食卫生、市场管理和公共场所防疫保持高度警惕，反复研究疫情简报，要求有关部门及时排查隐患。她的批示往往十分具体，不停留在口号层面，而是落实到饭店、菜市场、旅馆以及饮用水等细节。
这件事最能体现她的专业优势。医生看待疫情，关注传播途径、症状变化和防控措施；市长处理疫情，则要协调卫生、商业、交通和基层组织。何鲁丽恰好把两种经验结合起来，使防疫工作从医院延伸到城市运行的各个环节。
她分管的范围并不局限于卫生，还涉及文教、侨务、民族、宗教、民政、文物、计划生育和殡葬等事务。看似零散，实则都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连。北京改进公共厕所、改善边远地区饮水条件、开展城市环境整治，背后都有大量琐碎而具体的协调工作。
她也关注文化和教育。海淀图书城建设期间，她关心图书经营和旧书流通；怀柔山区一所条件简陋的小学进入她的视野后，她多次推动有关方面改善校舍和办学条件。对市民而言，这些事情未必显得宏大，却直接关系孩子能否读书、老人能否安葬、家庭能否得到基本服务。
何鲁丽并未完全离开临床。担任副区长时，她坚持定期到医院看诊；成为副市长后，只要时间允许，仍会穿上白大褂接触病人。她发现，早年儿科常见的是麻疹合并肺炎、流行性脑膜炎等疾病，后来儿童就诊中肥胖等问题逐渐增多。诊桌上的变化，折射出社会生活和疾病谱的变化。
父亲何思源给她留下的影响，也不只是从政经历。何思源晚年从事出版和翻译，何鲁丽自幼受到家庭读书风气熏陶。母亲何项宜来自法国，在巴黎求学期间与何思源相识，婚后长期生活在中国，陪伴丈夫和子女经历动荡岁月。这个家庭既有跨文化背景，也有长期面对现实压力的经验。
所以，何鲁丽从医生走向市政，并不是简单的“女承父业”。父亲让她懂得公共责任的沉重，母亲让她懂得平实坚韧的生活态度，医学训练则使她习惯从细节判断问题。1988年至1990年代，她把这些经验用于北京的卫生、教育和民政工作，1990年、1992年曾获全国十佳卫生城市市长称号，1994年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2022年3月19日零时45分，何鲁丽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她一生经历过家庭巨变、职业转折和城市治理的繁重事务，留下的轨迹，正是从一张儿科诊桌延伸到一座城市的公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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