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广西北海附近海面，第40军119师师长徐国夫正盯着一张简陋的海图。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一次夺岛战斗，更是解放海南岛所必须解决的船只难题。
当时，人民解放军准备渡海作战，最紧缺的就是船。国民党军撤退时，大量掠夺渔船并藏在涠洲岛，使这个北部湾小岛既成了敌人的前哨，也成了我军渡海准备中的一道障碍。
119师参谋韩一波经过渔民走访，带回了一个重要消息：涠洲岛上可能藏有数百只大木帆船。徐国夫听完，当即召集师领导商议。他的想法很直接：“船要是能夺回来，渡海作战就多了一分把握。”
涠洲岛距北海不远，面积约25平方公里，岛上有国民党军据点、海军陆战队和地方武装，制高点修筑了工事，港湾还有炮艇巡逻。敌军把它当作监视雷州半岛和北海方向的耳目。
第40军军长韩先楚、副军长解方研究后，同意119师出兵。韩先楚特别交代，攻岛只是任务的一半，夺船并把船完整运回，才算真正完成任务。他对徐国夫说：“船只关系到大军渡海，不能只顾打仗，必须把船保住。”
徐国夫回答得很干脆：“船运不回来，拿我是问。”这句话并非逞强。119师很清楚，涠洲岛一战若只占领据点，却让船只被敌人烧毁或逃走，战果就会大打折扣。
解方随后来到119师，亲自了解海况和训练情况。他没有满足于听汇报，而是乘船测量航速，向老渔民请教潮汐、风向和航道，还参加武装侦察。经过两次近岛试航，部队逐渐摸清了登陆地点和敌军布防。
训练并不顺利。木帆船承载能力有限，操船人员又多为临时组织起来的船工，几个营的演练屡有失误。解方指出，海上作战不能凭陆战经验硬搬，必须把船队编组、通信联络和登陆节奏一项项练熟。
356团承担主攻。部队准备了87只木帆船，并编成多个船队，由船工担任舵手和水手，配以军队人员。两只炮艇负责掩护，另有炮艇直插涠洲湾，任务只有一个：堵住港口，夺取船只，切断敌人的退路。
船工们对这次行动十分支持。国民党军曾抢走他们的船，甚至毁坏房屋、欺压百姓。动员会上，有船工说：“不把部队送上岛，我们决不回头。”这句话后来成为船队出发前最朴素的誓言。
3月5日傍晚，部队从高德一带起渡。船队出发后，敌机有所察觉，徐国夫和解方决定暂缓进攻，命令船队驶往白虎头隐蔽。这个看似延误的决定，实际上保住了突然袭击的机会。
6日晚，船队重新起航。经过约七小时航行，涠洲岛轮廓出现在海面上。3月7日凌晨，第一梯队在梓桐木至西角一带抢滩，炮艇同时开火，压制敌军工事。步兵登陆后迅速向纵深推进，占领滩头并分割敌军据点。
敌军没有料到解放军会在夜间突然发起攻击，许多部队来不及展开。356团各营连续突破，向涠洲岭、西拱手和岛南高地推进。部分守敌溃散，海军陆战队也被压缩在有限区域内，随后有人员缴械投降。
真正紧张的战斗发生在涠洲湾。敌军企图乘炮艇撤退，并带走港内船只。石龙生指挥“壮得利”号土炮艇冲向港口，与敌“海硕”号炮艇交火。双方距离很近，木船船体低矮，反而便于躲避敌舰火力。
战斗中，“壮得利”号中弹起火，石龙生头部受伤，仍坚持指挥。船上战士冒着浓烟灭火，继续向敌舰逼近。随后，其他炮艇赶到，以山炮和机枪集中射击，迫使敌舰逃离港湾。
3月7日战斗结束后，119师歼灭岛上守敌，俘获包括敌军上校参谋长在内的数百人，缴获武器、弹药和电台，更重要的是夺回了被掠走的300余只木帆船。356团受到嘉奖，“石龙生英雄船”的称号也由此传开。
夺船之后，困难并没有结束。国民党军很快调集军舰封锁涠洲岛，试图阻止我军把船运回北海。部队只得分批押运，严格清查船只，安排船工维护，并利用夜色和有利风向穿越封锁区域。
23只船先行返航时，途中数次听到敌舰马达声。押运人员没有慌乱，保持队形，严密戒备，直到天亮看见北海轮廓，才把船只安全交接。那些船经过修整和改装，成为机帆船和土炮艇，直接服务于后续渡海行动。
消息传到第40军指挥部，韩先楚十分振奋。他清楚，涠洲岛一战的价值不止在于拔掉敌人据点，更在于解决了渡海作战的物质瓶颈。后来，40军部分部队渡海所用船只，便有不少来自这批缴获。
韩先楚随后向119师发出嘉奖，并对解方、徐国夫说：“你们为解放海南岛立了头功。”徐国夫却没有把话说满，只是笑着表示，真正的大仗还在后面。
这场战斗为海南岛战役提供了船只、海况和组织海上作战的经验，也让指挥机关看到了大规模渡海的可行性。涠洲岛的炮火停息后，北海港口的船桅一根根重新竖起，随之展开的是更大规模的渡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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