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她上个月吞了半瓶安眠药。
是我妈打电话告诉我的,声音发颤,说人救回来了,在ICU躺了三天,现在转到普通病房了,但谁都不肯见,连她老公都只能站在门外。
我当天买了高铁票回台南。坐在车上我一直在想,我表妹阿雯,这辈子到底有什么好想不开的。
她比我小两岁,从小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小学当班长,初中考进资优班,高中读的是台南女中,大学考上成大外文系。长得像她妈,皮肤白,眼睛大,笑起来有一个酒窝。我姑妈以前最爱带她出门,逢人就说“这是我女儿”,语气里那种骄傲,藏都藏不住。
后来她嫁给了一个做建材生意的男人,姓陈,比她大七岁。陈先生那时候刚接下家里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高雄和台南都有店面。婚礼办在台南大饭店,席开六十桌,我姑妈那天穿了一身暗红色旗袍,笑得嘴巴没合拢过。
我当时坐在角落那一桌,看着台上新郎新娘在交换戒指,心里想的是:阿雯这辈子,算是稳了。
后来她生了一个女儿,隔两年又生了一个儿子。脸书上全是全家出游的照片,去日本,去泰国,去垦丁。她老公站在旁边,一手搂着她,一手抱着儿子,女儿站在前面举着冰淇淋。下面一排点赞和留言:好幸福哦、人生胜利组、羡慕死了。
我有时候滑到这些照片,会停一下。倒不是说嫉妒,就是那种——你知道这个人过得很好,你也替她高兴,但你就是觉得哪里不太对。照片太完美了。完美到像广告。
可你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她吞药那天是个星期三。早上她老公出门去高雄店里,两个小孩一个去上学一个去幼稚园。她一个人在家。据说她先把家里打扫了一遍,衣服洗好晾好,碗也洗了,然后坐在客厅沙发上,吞了半瓶她老公的安眠药。
是她婆婆下午过来送东西发现的。她婆婆有钥匙,开门进来,看见阿雯躺在沙发上,脸色发白,茶几上有一个空药瓶和一杯水。她婆婆吓坏了,打电话叫救护车,又打给她儿子。陈先生从高雄赶回来的时候,阿雯已经在洗胃了。
这些事情我是后来拼凑出来的。我妈讲了一部分,我姑妈讲了一部分,还有一些是我去医院看她的时候,她老公在走廊里跟我说的。
陈先生坐在医院走廊的塑胶椅上,整个人像缩了一圈。他穿着一件灰色Polo衫,领口有点松,胡子没刮,眼睛下面两个黑眼圈。我走过去的时候他抬头看我,叫了我一声“表哥”,然后就不说话了。
我坐在他旁边,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走廊里护士推着车走过去,轮子在地砖上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他说:“表哥,我真的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开心。”
他声音很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我该给的都给了。她要什么我买什么,她想去哪里我都让她去,家里的事我从来没让她操过心。钱的事她不用管,店里的账我自己扛。我妈有时候说话不好听,我也都挡在前面。”他停了一下,“我到底哪里做错了?”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后来我进去看阿雯。她躺在病床上,手背上扎着点滴,脸色跟她身上的被单差不多白。她看见我,眼睛动了一下,没说话。我在床边坐下,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拿起桌上的水杯,问她要不要喝水。她摇头。
沉默了很久,她忽然开口了。声音很小,像是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
她说:“表哥,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个人好像从来都没有真正活过。”
我愣住了。
她接着说:“我从小就是我妈的洋娃娃。她给我穿什么我就穿什么,她让我学钢琴我就学钢琴,她让我考台南女中我就考。后来嫁给陈先生,也是她觉得好。我其实没有特别喜欢他,但我妈说这个人可靠,嫁过去不会吃苦。我就嫁了。”
她停了一下,看着天花板。
“生了孩子之后,我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早上六点半起来做早餐,送小孩,洗衣服,买菜,做午饭,接小孩,盯功课,做晚饭,洗澡,讲故事,哄睡觉。然后第二天早上六点半再起来,再做一遍。我老公一个月有二十天在高雄,回来就是吃饭、看电视、睡觉。他对我很好,真的很好。他从来没有骂过我,没有打过我,没有外遇。可是——”
她没往下说。
“可是什么?”我问。
“可是我不知道我是谁。”她说这句话的时候,眼泪从眼角滑下来,淌进耳朵里,她也没擦。“我每天早上照镜子,看到的那个人,是陈太太,是两个小孩的妈妈,是我妈的女儿。但那个‘阿雯’呢?她去哪里了?”
我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台南的街道很安静,骑楼下面有几只流浪猫蹲在机车旁边。我走了一段路,脑子里一直转着阿雯说的话。
说实话,我刚开始听到她吞药的事,第一反应跟很多人一样——日子过得太好了,作。我甚至有点生气。你老公能赚钱,你不用上班,小孩健康,房子车子都有,你还想怎样?你知道多少人想过你这种日子都过不上吗?
但听完她说的那些话,我又不确定了。
回家之后,我跟我妈聊了一下。我妈坐在客厅剥花生,听我说完,叹了一口气。
“阿雯这个孩子,”我妈说,“从小就被她妈管得死死的。她妈那个人你也知道,什么都要最好的。阿雯考九十分,她问为什么没有一百分。阿雯当班长,她问为什么不是全校模范生。阿雯嫁了陈先生,她说好,但转头又嫌陈先生个子不够高。”
我妈把一颗花生扔进嘴里,嚼了嚼。
“阿雯这辈子,都在活给别人看。她不是不幸福,她是太累了。”
隔天我又去医院。这次陈先生不在,去高雄处理店里的事了。阿雯的婆婆坐在走廊里,看到我来了,站起来跟我打招呼。她是一个矮矮胖胖的妇人,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手里拎着一个保温壶。
她拉着我的手,眼眶红红的,说:“表哥,你帮我劝劝阿雯。我到底哪里对不起她了?我每天帮她带小孩,买菜煮饭,她生病我第一个来。她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阿姨,不是你的问题。”
她摇头:“那就是她的问题啊。她有什么不满意的,可以说出来,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小孩子怎么办?我儿子怎么办?她有没有想过?”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她也很可怜。她是那种传统台湾女人,一辈子围着老公小孩转。她觉得把家里顾好就是最大的责任。她不是不爱阿雯,她是真的不懂阿雯为什么不快乐。在她眼里,阿雯已经拥有了一切。在她眼里,不快乐是一种不知足。
我又去看了阿雯。这一次她坐起来了,靠在枕头上,脸色好了一些。她看到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但我很久没在她脸上看到过了。
“表哥,你不要担心我,”她说,“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你确定?”
“嗯。我那天……就是忽然觉得好累。累到连呼吸都觉得麻烦。但现在好多了。”
她看着窗外。窗外是医院的停车场,有几台车停在那里,阳光照在挡风玻璃上,亮晃晃的。
“我老公昨天来看我,”她说,“他站在门口,不敢进来。他哭了。我认识他十年,第一次看到他哭。他跟我说对不起,说他不知道我这么难受。他以为只要给我钱,给我房子,给我好的生活,我就会开心。”
她停了一下。
“我没有怪他。他真的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不懂。”
我坐在床边,听着她说话。我忽然想到一件事。我们这些人,从小到大,都在追求“圆满”。考好学校,找好工作,嫁好人家,生好小孩。好像只要把这些东西凑齐了,人生就赢了。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凑齐了之后呢?凑齐了之后,那个空洞反而更明显。因为你已经站在“圆满”里面了,你才发现,圆满本身什么都不是。
阿雯出院那天,我去接她。陈先生也来了,他开了一台休旅车,后座装了儿童安全座椅。他帮阿雯开车门,动作很小心。阿雯坐进去,系好安全带,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她朝我点了一下头,没说话。
我站在医院门口,看着他们的车开走。台南的中午很热,柏油路面被太阳晒得发软,空气里有一股摩托车废气的味道。我站在骑楼下面,忽然觉得有点恍惚。
后来阿雯有没有变好?我不知道。我回台北之后,我们偶尔在LINE上聊几句。她传过一张照片给我,是她去学插花的时候拍的。花摆得歪歪的,她说老师骂她手笨。我回了一个笑脸。她又传了一张,是她女儿画的一张画,画里有四个人,手牵手,太阳在天上,是那种小孩子标准的太阳,有笑脸的。
我表妹的故事传开之后,亲戚群里炸了锅。
我姑妈那边的人说陈先生不够体贴,老婆都这样了还只顾着做生意。陈先生那边的人说阿雯不知足,日子过这么好还想东想西。我妈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只好两边都说“对对对”。
我在群里看到一条消息,是我一个堂姐发的。她说:“现在的人就是太闲了。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连饭都吃不饱,谁有空想这些?”
下面一串点赞。
又有一条,是我表弟发的。他说:“我觉得阿雯姐很勇敢。她敢承认自己不快乐,很多人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
下面也是一串点赞。
我两条都没回。因为我两边都同意,也两边都不同意。
你说阿雯错了吗?她也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她只是在一个看似完美的生活里,觉得自己不见了。你说陈先生错了吗?他也没有。他就是一个传统台湾男人,以为赚钱养家就是爱的全部表现。你说姑妈错了吗?她也是那种年代的产物,觉得女儿嫁得好就是最大的成就。你说陈先生的妈妈错了吗?她每天帮媳妇带小孩、买菜煮饭,她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够多了。
每个人都没错。但每个人也都有一点错。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
如果这是一个谁对谁错的故事,那还好办。你站一边,骂另一边,骂完了,心里舒坦了,日子继续过。但这不是。这是一个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委屈、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已经尽力了、但所有人都不快乐的故事。
这种故事,没有坏人。只有困在各自的角色里,不知道怎么出来的人。
阿雯出院后三个礼拜,我去台南出差,顺道去看她。她在家,穿一件白色T恤和牛仔裤,头发随便扎了一个马尾。两个小孩在客厅看卡通,声音开得很大。她泡了一杯茶给我,然后坐在餐桌旁边,跟我聊天。
她说她最近开始去看心理师了,一个礼拜一次。她说心理师让她写日记,把每天的心情写下来。她说她写了三天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每天都一样,没什么好写的。后来心理师让她写“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她写了整整两页,写到最后哭了出来。
“你写了什么?”我问她。
她笑了一下,说:“我写,我想一个人去住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住在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去便利店买一杯咖啡,坐在路边发呆。就这样。”
“那你去了吗?”
“还没。我老公说等小孩放暑假,他可以带。让我去。”
她低头喝了一口茶。然后她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她说:“表哥,人真的不能太圆满。太圆满了,你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
我坐在她家餐桌旁边,看着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在她女儿的画上面。那幅画还贴在冰箱上,四个人,手牵手,太阳有笑脸。
我想,也许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不是把生活过好。而是在把生活过好的同时,还知道自己是谁。太多人做到了前半句,却在后半句迷了路。然后他们站在那个“圆满”里面,四周围都是墙,找不到门。
阿雯现在还在看心理师,还在写日记,还在学着一个人出门。她老公现在每个月会留两天在高雄,带小孩去逛夜市,让她一个人在家。她婆婆不再每天来了,改成一个礼拜来两次。她妈,我姑妈,据说现在去阿雯家之前,会先打电话问“你现在方便吗”。
这些改变很慢,很小,但它们在发生。
我不确定阿雯会不会真的快乐起来。也许她永远不会。也许她只是学会了一个人待着,不哭。也许她只是学会了在“陈太太”和“两个小孩的妈妈”之间,偶尔想起那个叫“阿雯”的女生。
但那也许就够了。
那天我离开台南的时候,阿雯送我到门口。她站在骑楼下面,阳光照在她脸上。她朝我挥了挥手,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跟她结婚那天在台上笑的不一样。那次的笑,是给别人看的。这次的,比较像她自己的。
我上了车,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里,穿着白T恤和牛仔裤,头发扎成马尾。
就是一个普通的、不圆满的、活着的人。
我后来把阿雯的故事写了下来,没有发给她看。我只是想,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阿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住在不同的城市,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同的烦恼。他们都活在一个看起来很圆满的生活里,然后在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早上,坐在客厅沙发上,忽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他们不一定都会吞药。但他们会记得那个瞬间。
那个瞬间,你看着窗外,阳光很好,家里很安静,一切都很好,但你就是觉得,自己不见了。
如果你有过那个瞬间,我想跟你说——你没有错。你只是太累了。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去找到那个叫你自己名字的人。
如果你没有过那个瞬间,那也很好。但请你不要对别人的那个瞬间,说“你不知足”。
因为有些东西,你站在外面,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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