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章选取一位知青分享的故事,文章内容有优化修改,请理性阅读。

那颗铜扣我一直带在身边。从靠山屯到县城,从县城到火车站,从火车站到城里那间逼仄的纺织厂宿舍。四十多年了,铜扣被我摸得发亮,上面那些磨出来的纹路一道一道的,跟刻在掌纹里似的。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把它攥在手心里,攥着攥着就想起那年冬天的事。

1969年秋天,我从城里到了黑龙江靠山屯插队。火车换汽车,汽车换拖拉机,最后一段路是走着进去的。天阴沉沉的,路两边的白桦树落光了叶子,枝丫像一把把瘦骨嶙峋的手伸向灰白色的天空。我背着铺盖卷,脚上的解放鞋沾满了泥,每走一步都发出噗嗤噗嗤的声响。

知青点还没盖好,队长把我安排到村东头赵大婶家借住。赵大婶给我铺了一床干草,又盖了一领苇席,说:“闺女,先将就着,等开春暖和了,队里给你们盖新房。”那一夜我没怎么睡,听着外面风刮窗户纸的声音,想着城里家里暖和的屋子,心里凉飕飕的。

第二天出去干活,我才知道什么叫冷。北大荒的秋天跟城里不一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手伸出来不到半个钟头就冻僵了。我在地里掰苞米,手不听使唤,掰了半天才掰了一垄。赵大婶家的儿子赵铁柱开着拖拉机从地头经过,停了一下,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是专门绕了一圈来看我这个城里来的知青有多笨的。

再后来就熟了。他话少,不怎么爱搭理人,可干活是把好手,队里的拖拉机、播种机、脱粒机,什么机器坏了都是他修。我挑水摔进水沟那回,他正开着拖拉机从旁边过,跳下来把我从沟里拽上来,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裹在我身上。那件棉袄又沉又旧,袖口磨得发亮,领子上还有机油印子,可里面是暖的。第二天我去还棉袄,发现口袋里有两个烤土豆,用一块蓝布包着,还带着余温。我攥着那两个土豆站在院子里,手心里的热气顺着指缝往上走,一直走到胸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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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后我就开始留意他。他给拖拉机换机油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他头也不抬地说:“别站这儿,机油脏。”我挪了两步,他又说:“你站那儿挡着扳手了。”我只好又挪回来。他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站起来看了我一眼,从兜里掏出一块抹布递给我:“擦擦手。”我接过来,上面全是机油味,可我没嫌。

1970年腊月,公社胡主任来队里检查,晚上叫人把我叫到场院去,说让我帮忙写材料。我去了才知道就他一个人,满嘴酒气,凑过来的时候我往后退,退到墙角没地方躲了。门被人一脚踹开,赵铁柱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一把铁锹,眼睛瞪得通红。胡主任的脸僵住了,手从我肩膀上缩了回去。我跑出去的时候浑身都在抖,赵铁柱追出来,把铁锹往墙边一靠,把身上的棉袄脱下来给我裹上。我回屋以后才发现棉袄口袋里又有两个烤土豆,用那块蓝布包着。

开春修水库,我搬石头把手掌磨破了,拿布条缠一缠接着干。有一天下雨淋透了,晚上回去就烧起来了。迷迷糊糊的时候,赵铁柱来了,端着一碗黑乎乎的药汤,把我扶起来靠在他肩膀上,一勺一勺地喂。药苦得我直皱眉,他从兜里掏出一块冰糖搁在我嘴里。我靠着他,闻到一股味道,是阳光晒过的机油混着干草的气味,暖烘烘的。我闭上眼睛,心跳得厉害。

五月插秧,我的脚在水田里泡烂了,脚趾缝往外淌黄水。赵铁柱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一小瓶獾子油,让我坐到田埂上,他蹲下来把我的脚搁在他膝盖上,用一根细树枝蘸着油,一点一点地涂。他的动作很轻,轻得像在擦什么东西怕碰坏了。我看着他的侧脸,阳光照在他眉骨上,投下一小片阴影。

1973年秋天,返城的消息下来了。队里拿到两个名额,其中一个分到了我头上。我妈在城里病着,来信催我回去。可我心里放不下赵铁柱。还有一件事,我没跟任何人说——我肚子里已经有了他的孩子,三个月了。

我还没想好怎么办,胡主任又来了。他听说我要走,在队部拍着桌子说不同意,说我的材料有问题,要取消我的返城资格。赵铁柱冲进去一拳打在胡主任脸上,旁边的人一拥而上把他按在地上。他的脸贴着泥地,一只眼睛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无声地说了两个字:“快走。”他的额头磕破了,血顺着眉骨往下淌,可那只眼睛一直看着我,直到我被人拉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拿着办好的返城手续,坐上了去县城的拖拉机。经过村口的时候,我让司机停了一下。我跳下车,跑到赵铁柱住的窝棚门口,推开门,里面是空的。他的铺盖卷还在,枕头上搁着一块蓝布,包着两个烤土豆。我把一封信压在土豆下面,信上只写了一句话:“铁柱,对不起,忘了我吧。”

拖拉机开走的时候,天还没大亮。风从车斗里灌进来,冷得我缩成一团。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一粒硬硬的东西。掏出来一看,是一颗铜扣。是他那件棉袄上的,什么时候掉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攥在我手里的我也不知道。我把它攥在手心里,攥了一路。

回城后我在纺织厂当了工人,几个月后生了一对龙凤胎,儿子叫念北,女儿叫思乡。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做饭洗衣,累得有时候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夜里常常做梦,梦见黑土地,梦见田埂上的水田,梦见一个人蹲在田埂上给我涂药。

1979年冬天,厂里调来一位新副厂长。那天我正在车间干活,听见有人喊“新来的王厂长来了”。我抬起头,隔着机器看见走廊那头走过来一个人,穿着深蓝的中山装,走路的时候微微低着头。他走到车间门口停住了,站在那里看着我。我手里的纱锭掉了,滚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响声。

是赵铁柱。

他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一张照片。边角已经磨毛了,照片上的姑娘穿着棉袄站在雪地里,是当年宣传干事给我们拍的。他把照片翻过来,背面写着一行字,是我的笔迹:“等我出息了,去城里找你。”他的手指头按在那行字上,指节粗糙,指甲缝里还有洗不干净的机油印。

我低下头,从贴身的衣兜里摸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是六年前的返城通知书。我展开来,背面也有字,也是我的笔迹:“我有你的孩子了。”

他看完那行字,抬起头看着我。他的眼眶红了,嘴唇动了几下,没说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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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车间门口跑进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六岁大,穿着一样的蓝布棉袄。他们站在门口喊妈妈,然后看见了赵铁柱,怯生生地躲到我身后。赵铁柱蹲下来,看着两个孩子的脸。男孩的眉眼跟他一模一样,女孩的眼睛像我。他伸出手,手在发抖。男孩从我的身后探出头来,看了他一会儿,小声叫了一声:“叔叔。”

赵铁柱把男孩搂进怀里,搂得很紧。女孩站在旁边看着,他把手伸过去,把两个孩子都拢在胳膊弯里。他的下巴搁在男孩的头顶上,肩膀一耸一耸的。我站在旁边,攥着那张返城通知书,纸边被我捏得起了毛边。

过了一会儿,他从兜里又摸出一颗铜扣,跟我口袋里那颗一模一样。他把两颗扣子放在手心里摊着,说:“那年你走了以后,我在窝棚里找了好几天。袄子上掉了两颗扣子,一颗都找不着了。后来我在炕席底下翻出一颗,另一颗怎么都找不到。我以为丢在雪地里了。原来在你那儿。”

我低头看着那两颗铜扣,小小的,圆圆的,上面还有棉袄上那种磨得发亮的纹路。他从我手里拿过去一颗,又从自己手心里拿起另一颗,合在一起,放进了自己贴身的衣兜里,扣上纽扣,拍了拍。

窗外的天快黑了,夕阳从车间的窗户照进来,把四个人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在地上,连成了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