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春，天津，病中的高云览仍在修改《小城春秋》第六稿。这部二十多万字的作品已经由作家出版社决定出版，可他并没有停笔。对他而言，厦门劫狱不是一段可以简单转述的史料，而是许多革命者用生命留下的真实记忆。
高云览原名高怡昌，1910年出生于厦门桥亭街一个华侨小商人家庭。家境变化使他很早接触生活的艰难。小学毕业后无力继续升学，他便靠自学读书，接触郁达夫等人的作品，也开始向报刊投稿。文学最初对他来说，既是兴趣，也是摆脱困顿的一条路。
1926年，他到上海泉漳中学读书，受到教师陈三民影响，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1927年寒假，他受托把两百多本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带回厦门分发，后来加入共青团，参加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活动。那时的青年高云览，还没有想到这些经历会成为日后写作的重要底色。
1928年父亲去世，18岁的高云览被迫辍学，承担家庭生活。他先后在报馆任职、到学校教书，也因发表批评国民党统治的文字而多次失业。1929年，因联络中断，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生活漂泊，却让他更接近社会底层，也使笔下的人物不再停留于书本上的概念。
真正改变他写作方向的，是1930年厦门思明监狱发生的劫狱行动。5月25日清晨，地下党组织的11名队员发动行动，带领狱中人员冲出监牢，40多名同志获救。高云览亲眼见到这一事件带来的震动，后来又从地下党员傅树生处得到相关油印材料。
“这是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多年以后，高云览仍这样理解那份材料的分量。1930年秋，他和妻子躲到同安马巷，在启智学校教书，同时着手写作。1931年7月，他完成日记体中篇小说《前夜》，次年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小说写的是一次劫狱，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尝试把革命斗争中的人物从史料里“写活”。
《前夜》并没有让高云览满足。抗日战争时期，他辗转厦门、马来亚、新加坡和重庆，既教书，也从事新闻报道和抗日宣传。1940年，他随南洋华侨慰劳视察团奔赴多个省份，采访抗战活动；在重庆期间，还接触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这些行走和见闻，使他对知识分子、华侨和革命者的处境有了更深认识。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亚后，高云览与胡愈之、郁达夫等文化人士转移到苏门答腊，以经商作掩护继续开展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他又参与创办《南侨日报》，并将商业所得投入进步文化事业。1949年前后，他和张楚琨调集“南元”“南美”两艘轮船，把军需物资运往解放区。3月，高云览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
1950年2月，高云览举家迁居天津。两年后，他重新面对搁置多年的写作任务。此时，他不再满足于复述厦门劫狱，而是准备写出人在斗争中的选择、犹疑和成长。何剑平的形象由此逐渐成形，地下工作者、知识分子以及不同立场的人物，共同构成小说的复杂人际关系。
写作并不顺利。高云览搜集党史资料，重读《红楼梦》等名著，研究人物语言和心理活动。天津作家鲁黎、陈元宁、李离，北京的张楚琨、阿英、胡愈之，都曾对作品提出意见。陈元宁回忆，高云览常把新写出的章节交给他和龚家宝阅读，听完意见后还会追问：“还有呢？再想想。”
这一句看似平常，却透露出他的写作态度。人物不能共用一种腔调，吴七、秀苇、何剑平和吴坚，必须有各自的说话方式。高云览曾谈到《红楼梦》中的人物语言，认为不同人物即使身处同一场景，也不能说出相同的话。这样的要求，让《小城春秋》经历三年多创作，前后六易其稿。
家人的付出同样不容忽略。妻子负责整理和誊清稿件，稿纸紧缺时，甚至用厚纸刻出格子代替。原稿反复修改，许多页面密密麻麻布满涂改痕迹。1953年末，初稿完成；直到1956年，第六稿才基本定型。遗憾的是，6月13日，高云览因肠癌手术并发症在天津逝世，年仅47岁。同年底，《小城春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小说出版后，影响逐步扩大。1957年至1958年间，同名连环画分册发行，累计印刷5次。1979年、1997年和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再版，国内发行量达到150多万册。1981年，福建电影制片厂将其拍成电影，1995年入选中国电影90年十大名片之一。此后，作品又被译成多种文字，成为描写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重要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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