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打开知乎，突然发现评论栏里又出现了我们老熟人大使的身影，考虑到之前几天大使一直追求对我的“胜利”，可惜又掏不出一点有用的东西，只好发动鬼脑疯狂幻想，在苏联生活水平问题上遗憾的败给艾伦后（事实上，聪明的知u都可以看出，大使失败的本质只是因为他老是不把书看完而已）。可惜大使毕竟是大使，失败是不行的，只有追求胜利才能被接受，于是大使转换战场，将战线扩大至沙俄和苏联的生活水平对比上去了。
考虑到大使似乎对涅费朵夫有着无端恨意，大使对涅费朵夫的辱骂和反驳几乎除了立场上的攻击，几乎没有任何理论上的价值，比如经典的“反俄亲苏”和“数学物理学家”“有立场”等等。正如同大使无法对涅费朵夫进行有力的反驳，面对我文章中大段引用涅费朵夫的部分自然也无力反驳。为此，大使只能求助于场外因素了
实际上大使的文章的内容基本摘抄自Мих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Давы́дов的文章《Об уровне потребл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в конце XIX-начале ХХ в.》，这里附上网址
不难看出，如果从大使的所摘抄的片段来看，那么大使其中引用关于黑麦，大麦，小麦的出口必来来论证黑麦出口下降，而大麦和小麦的出口上升不影响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只能来自于一个前提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的 粮食出口主要是小麦和大麦的出口， 这些作物专门在新俄罗斯和北高加索为出口而生产
换句话说，在大使看来，这些粮食的出口不影响口粮问题是因为他就不是为了口粮而生产，而是专门的出口作用。至于为什么，大使并没有解释。
但实际上Мих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Давы́дов解释了，但是解释的比较糟糕，他只是单纯的用食品消费中大麦，小麦和黑麦的占比来判断哪个是真正的主粮，正如他所说的是
《1909–1913 年俄国粮食生产、消费与运输》（彼得格勒，1916 年）一书复原了 1909—1913 年主要粮食作物的年均消费结构，С.А. 涅费多夫也使用过该文献。这份综合性史料，在现有史料基础上，所呈现的图景与真实情况相当接近，完全可以作为研究参照，它相当于对改革后时代俄国粮食市场的演变做出了总结。 黑麦。 这种被称作 “农民主食” 的作物，在主要粮食消费中占据首位：全国总消费占比 36.3%；欧俄地区为 40.0%。在欧俄 63 个省份中的 50 个省份，黑麦占主要粮食消费量的 1/3 至 2/3；其中 28 个省份占比超过 50%。在所考察的 87 个省份中，有 51 个省份存在黑麦缺口，缺口总量达 10535.2 万普特。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35%）集中于圣彼得堡省与莫斯科省；另有 39.2% 落在弗拉基米尔省、彼得罗科夫省、诺夫哥罗德省、特维尔省、斯摩棱斯克省、科斯特罗马省、卡卢加省与雅罗斯拉夫尔省，上述省份每年需输入黑麦 300 万至 800 万普特。由此可见，帝国境内近四分之三的黑麦缺口集中在 87 个省份中的 10 个省份。 小麦。小麦在主要粮食消费中的占比：全国 28.3%，欧俄地区 24.1%。87 个省份中有 34 省小麦消费量占比 1/3 至 2/3；而这 34 省之中，有 22 省位于俄国亚洲部分。两个首都省份与费尔干纳地区的小麦缺口合计占小麦总缺口的 22.1%，小麦总缺口为 21620.8 万普特；另有 22 个省份小麦缺口在 300 万至 1000 万普特，合计占总缺口 56.2%。我认为，小麦缺口在省份层面的集中程度弱于黑麦，这反映出商品小麦的种植区域相对有限，同时黑麦 - 燕麦带各省的小麦消费量正在不断增长。小麦盈余总量为 49219.3 万普特，分布在 32 个省份，但分布显然并不均衡。近五分之二的小麦盈余集中于顿河州、库班州与萨马拉省；27.6% 集中在赫尔松省、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与塔夫利达省；22.4% 集中在 5 个盈余量 1000 万 —2500 万普特的省份。也就是说，89.5% 的富余小麦产自 11 个省份。 大麦。大麦作为食用粮食， 在主要粮食消费中占比较低：全俄总消费占比 11.8%；欧俄地区 12.0%。87 个省份里仅有 19 省大麦消费占比超过 20%，其中仅 6 省超过 1/3。绝大多数省份基本实现大麦自给。尽管统计显示 47 个省份存在大麦缺口，但缺口规模极小，仅 907.8 万普特，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统计资料本身的缺陷。首都省份的大麦缺口占该总量的 28.6%。 但大麦盈余规模十分可观：40 个省份合计盈余 23685.8 万普特；不过对其中大多数省份而言，无论盈余还是缺口都只是账面数值。与此同时，新俄罗斯五省与库班州集中了全部富余大麦的 85.5%，这说明大麦是面向出口的作物。 燕麦。燕麦在全国主要粮食消费总量中占 23.6%，在欧俄地区占 24.0%。57 个省份的燕麦总缺口为 7809.6 万普特；其中一半以上（52.1%）集中于两个首都省份，华沙省与彼得罗科夫省占 8.1%，两省缺口略高于 300 万普特。余下 22.1% 的缺口分布在 11 个省份，各省缺口介于 100 万至 300 万普特之间。 30 个省份存在燕麦盈余，盈余总量 13992.8 万普特。坦波夫省、图拉省、梁赞省、奥廖尔省与喀山省的燕麦盈余占总盈余的 54.9%；另有 9 个省份盈余在 300 万至 1000 万普特，合计占 37.2%。上述 14 省合计占据燕麦总盈余的 92.1%。
其大概意思就是，黑麦的消费占比很高，而其余的几种主粮消费占比较低，同时还存在大量盈余。同时Мих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Давы́дов对比了不同粮食的出口量和出口占比，以及同类粮食出口和生产的占比，因此论证出大麦和小麦主要是用于出口而不是主要食用，农民主要食用黑麦，而黑麦的出口占其他粮食的出口比例和出口占产出的占比实际上一直在下降，因此，出口并不会影响到农民的主要口粮。
然而。这一论证实质上是不坚固的，首先，如果就涅费朵夫的热量表来看，当时的人民摄入热量处在极低点，1901–1910 年人均热量摄入仅为 2041–2140 千卡，涅费朵夫认为：这一水平相当于当代非洲贫困国家，即 “索马里水平”。也许有人不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世界卫生组织采用的人均粮食消费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日 2300–2400 千卡。
如果以1932-1933苏联大饥荒为例，那么1908-1911年俄国人均热量摄入1919千卡略低于1933年第一季度（也就是苏联大饥荒最严重时期）苏联工人的热量摄入1956千卡。而1901-1910年俄国绝大部分的热量摄入都处在这一条线上——大约2000-2100千卡。这也不难看出俄国人均热量摄入处在极低的情况，正如惠特克罗夫在他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晚期帝俄的农民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与Мих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Давы́дов结论相悖的情况了，已知俄国人均热量摄入如此低下，为什么仍然能出口巨量粮食，那么“黑麦作为农民主食，而其他主粮主要用于出口的情况”还适用吗？小麦和大麦的大量出口真的是农民想要的吗？大使的文章中并没有给出这一想法，有趣的是，他似乎直接跳过了我引用自涅费朵夫的热量表。
根据亚历山大舒宾的文章《关于福利的争论：制度与饥饿》，似乎不能这么看，这篇文章已经有人翻译了
舒宾引用自С.В.齐列尔说到“出口的主要是小麦，它对俄罗斯贫民来说过于昂贵，而且专门生产了超出国内市场需求的数量（平均出口其纯收成的1/3到1/2）”换句话说，俄国农民并非没有生长出可以消化大麦，燕麦和小麦的胃，而是由于价格问题导致农民买不起小麦。因此，Мих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Давы́дов关于黑麦作为粮食主粮的这一前提需要打一个问号，是农民自己想要的还是农民本身就不想要。
同时，舒宾指出Мих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Давы́дов在出口占比分析中的不严谨性，Мих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Давы́дов认为俄国黑麦出口占比下降，而其他占比上升可以证明俄国农民口粮实际上并没有受出口影响，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饥饿出口。但是为了论证俄国农民生活水平变高，他又指出了作为口粮的小麦出口占比也下降了。
值得注意的是，1891-1895年黑麦出口占收成的5.7%，1911-1913年降至3.3%， 小麦比例从34.6%降至19.8%（自1910年以来小麦出口绝对比例下降），燕麦比例从10.7%降至7.5%，大麦占比从34.6%升至37.9%（如前所述，这与新俄罗斯和北高加索大麦产量加快，几乎专注于出口作物所致）。 所有这些事实无可争议地表明，主要谷物在国内市场的销量正在增加，因此外国市场的作用也在逐渐减弱。
然而，舒宾认为，所谓小麦和黑麦的下降，实际上是因为1905年革命的成果，换句话说，这并非沙皇俄国统治阶级的原意，而是革命的后果。事实上1905年革命后，小麦的出口占比从1905年的百分之四十二降低至1908年的百分之二十二，而出口与产出的比例从百分之三十二下降到百分之十一，而黑麦也是类似的下降幅度也是，口粮出口均大幅度下降。从下面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1905年革命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粮食在1905年之后的出口占总收成比例都在减小，而在1899-1905年这一段时间内，出口比例总体看不断加大。出口总量也在不断增大。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粮食出口增长的中断实则是革命的影响。当然，为了维持粮食的再生产，1905年后沙俄政权不得不减少出口来安抚人民。那么这样看来，Мих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Давы́дов关于饥饿出口不存在的基础不成立了。所谓黑麦和小麦出口粮食占比下降实则是革命影响导致的，而非是饥饿出口不存在的证据。
再以大使同志引用的关于酒类收入的增长，大使同志认为，酒类收入的迅速上升意味着酒被大量消费，意味着农民还能喝点小酒——生活不差嘛。然而舒宾指出，酗酒的情况于贫困无绝对的关系，农民的贫穷不妨碍大量的饮酒，舒宾解释道
但实际上，“喝上瘾”的农民（在同样那个专制制度的参与下）需要它，就像需要食品一样。1905年农民骚乱的报道也说明了这一悲剧性局面， 农民冒着生命和自由的危险抢走地主的粮食，但同时也要求地主给他们倒伏特加。酒精上瘾类似于吸毒—— 宁可不吃饱也要喝。但这丝毫不能取消饥饿本身的存在，饥饿被饥饿酗酒和饥饿出口所加剧。两场灾难——一个不取消另一个。而两场灾难都有社会性质。酒精与国库利益有关， 农民的酗酒已被刺激了几个世纪。困苦的社会地位和低文化水平促进酗酒。
同时，正如当时的农业部长А.С.叶尔莫洛夫在谈论酗酒时，也承认1906年是饥饿的一年。即使是Б.Н.米罗诺夫也宣称，这种“福利增长”在更大程度上是靠城市。也就是说，即使酒消费量上升，也并非是农民消费的而是城市居民消费的。
最后的最后，大使似乎已经找不到什么反驳的理由，但是为了胜利，只好随便找了一个话题反驳，他认为“我”嘲讽沙皇俄国工业是靠进口，为了战胜他自己心中的靶子，他于是举例苏联工业也是靠进口。
然而事实上，稍微有点阅读理解能力的都不能说我是在谈论这个，正如我前几个月的回答中，我就已经承认，苏联工业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主要资本的生产依靠的是进口。但是苏联大约在30年代中以后就基本实现了重工业的自产，这类工业不再依靠外国设备了。这里可以看我之前的回答。
事实上，大使似乎为了追求“胜利”已经冲昏了头脑，我论证的是，沙皇俄国即使依靠饥饿出口，也不能到达苏联的成就，苏联进口完成了重工业的自产，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几个工业国之一，而沙皇俄国依靠进口购买了大量消费品，正如涅费朵夫所说的那样
粮食出口收入中仅有 极少部分用于工业化需求。 例如，1907 年粮食出口额为 4.31 亿卢布，换回的是供上层阶级消费的高档消费品 1.8 亿卢布，以及 “俄国旅行者” 在国外的 1.5–2 亿卢布支出。作为对比，同年机器与工业设备进口仅 4000 万卢布，农业机械 1800 万卢布 。1913 年粮食出口额 6.54 亿卢布，“旅行者” 支出（据 P・格雷戈里最低估算）3.24 亿卢布，机器与工业设备进口 1.1 亿卢布。
他所带来的结果正如戴维斯那本《苏联工业转型》所说的那样，沙皇俄国的工业高度依赖外国。
此外，尽管国家大力推动现代重工业的发展，但在俄罗斯，工业结构仍然相对不成熟。即使到1914 年， 俄罗斯的纺织和食品工业在工业生产和工业劳动力中所占的份额，也远远高于德国，而采矿和金属工业所占份额则小得多。在俄罗斯帝国，许多资本财货工业根本不存在。锡、铝和镍等有色金属完全没有生产；基础化学工业极其薄弱。自19 世纪90 年代以来，俄罗斯的工程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 在外国技术援助下，俄罗斯大规模生产了自己的机车、货车和缝纫机；在战前的最后几十年里，它还开始生产摩托车、汽车、飞机，甚至少量拖拉机。 但俄罗斯在钢铁制造设备、钢轴承和钟表、复杂的电气和光学设备，以及许多种类的机床和纺织机械方面完全依赖进口。所有农业机械中，有一半是进口的。
一个依靠进口建立了极为强大的工业国，一个进口了好几年自己的工业却仍然高度依赖外国，这个才是我所比较的，可是大使似乎完全看不懂，只能说是尊重加祝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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