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热河西北部樊梨花庙附近，伪热河省公署官员林泰随考察队查看古迹。真正让他停下脚步的，不是残存的碑刻，而是田里劳作的妇女。她们大多衣不蔽体，腰间只围着破布或麻袋，在烈日下弯腰锄草。
林泰感到诧异，便问当地向导：“难道是天气太热？”向导摇头。那不是风俗，也不是贫穷这么简单，而是日军扫荡后强行留下的规矩。
向导压低声音说，日军认定下地干活的人可能给抗日武装提供粮食和消息，于是禁止男子进入耕地，妇女下田也不得穿完整衣裤。后来乡亲苦苦哀求，才准许她们在腰间围一块布。有日军经过时，连这块遮身之物也会被强行扯掉。
这片土地所谓的“无人区”，并非天然荒芜，而是人为制造的死亡地带。热河西部一些靠近长城的山区，从凌南、兴隆、滦平、丰宁一带向西延伸，村民被赶出家园，房屋被烧毁，粮食被抢走，牲畜也难以保全。日军试图切断村庄与抗日武装之间的联系，所谓“清剿”，实际包含着驱逐、焚烧和屠杀。
有意思的是，林泰原本奉命调查古迹，进入无人区后却发现，许多旧址连同村落一起消失了。石碑被砸，木料被拆，能搬走的器物遭到掠夺，不能带走的便付之一炬。战争摧毁的并不只是房屋，还有当地人世代相传的生活痕迹。
考察队继续向兴隆县水场沟一带行进时，林泰遇到一位熟识的老人。老人已经形容枯槁，见到林泰后说，家中十一口人，除自己之外几乎都已遇害。他的大儿子被吊在树上，三个小儿子或遭枪杀，或被投入火中；儿媳、孙辈和年幼的女儿，也没有逃过劫难。
老人说得断断续续：“先生，再晚来几天，恐怕连我也见不到了。”这句话并非夸张。对无人区的百姓而言，活着往往只意味着等待下一次搜捕，家门外的脚步声，可能就是一家人的灾难。
在一些地方，日军和伪军以搜查抗日人员为名进村，先集中居民，再逐户搜掠。青龙县玉耳崖附近曾有部落被怀疑接济过抗日武装，日军将三十多户、两百余名居民赶到街上，随后开枪并纵火。妇女、老人和孩子没有被区别对待，村落在短时间内变成了焦土。
类似惨案并不只发生在一个地方。汤河口、盘道梁、玄阳洞、茨榆沟、三义岭等长城沿线山沟，都曾遭受扫荡。村民被迫逃进山里，留下的房屋被烧，田地被毁。原本相隔不远的村庄，后来往往几十里不见一户人家，只剩断墙、灰烬和无人掩埋的尸体。
更令人愤怒的是，部分日军人员把掠夺当成发财手段。棉衣、棉被、粮食和牲畜被抢走后，有的被转手变卖；日军宪兵头目阿部等人，还被当地材料指认曾参与严重暴行。关于其虐杀、侮辱妇女和贩卖人体遗物等记载，见于林泰的日记与相关证言，细节惨烈，需结合战后审讯材料相互核对，但其反映出的暴力统治并非孤立事件。
日军还通过“集家并村”等办法，逼迫百姓集中到指定地点，切断山区居民与外界的联系。表面上是便于管理，实际上是让村民失去土地、粮食和藏身之处。谁被怀疑，谁的亲属就可能遭到牵连；谁试图逃离，谁又可能在路上被截杀。
林泰的考察很快中止。古迹没有看全，沿途看到的却足以让他难以平静。他将见闻写成报告，交给热河行署，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份报告没有得到应有处理，许多事实被压下，受害者也无人申诉。
1945年日本战败后，林泰日记及相关材料才逐渐成为揭露热河无人区惨状的重要证据。战后审判和调查中，一些参与屠杀、刑讯与掠夺的日军人员受到惩处。那片被强行抹去人烟的土地，也终于留下了姓名、村庄和遇难者的记录，不再只是地图上一块沉默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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