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地点在北京，原志愿军第60军军长韦杰病重卧床。谈及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中的180师，他留下了一句沉重的话：“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是不公道的。”
这句话并非替部下开脱，而是一个亲历战局的军长，对一场重大失利作出的迟来辨析。因为在很多叙述里，180师似乎成了单独承担责任的一方，甚至被说成“未经激烈战斗便全师溃败”。这样的说法，和战场实际并不相符。
1951年4月22日，第五次战役开始。志愿军通过大规模穿插，迫使联合国军后撤，战线一度向南推进。然而，连续作战带来的疲惫、粮弹补给的困难，也在悄悄积累。志愿军部队通常只能维持有限时间的进攻，超过这个临界点，战场主动权便可能发生变化。
李奇微看出了这一点。他没有急于在志愿军锋芒正盛时硬拼，而是采取逐步后撤、保存实力的办法，等待志愿军攻势减弱。后来被称为“礼拜攻势”的反击，正是利用了志愿军补给线过长、部队消耗严重的弱点。
180师隶属第60军，部队进入北汉江以南地区后，战线拉得很深。到了5月中旬，志愿军攻势转入困难阶段，联合国军开始反扑。此时，前方部队与上级之间的通信并不稳定，命令传递时常延误，甚至出现联系中断的情况。
战场上，几小时的迟疑都可能改变局面。
180师面对的困境，并不是单纯的正面硬碰硬。由于友邻部队调整和后撤，180师侧翼逐渐暴露，原本可以相互呼应的防线出现缺口。敌军从多个方向压迫而来，180师很快陷入三面受敌、退路受限的局面。
韦杰晚年分析时，曾把原因归纳为多个方面。连续作战使部队疲惫，通信不畅造成指挥脱节，后勤保障难以跟上，兵力配置过于分散，友邻之间协同不足。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才把180师推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
有意思的是，180师自身也并非没有问题。志愿军装备处于劣势，阻击阵地的选择尤其重要。北汉江以南一带并不适合长期背水防守，若关键公路、制高点和要隘未能配置足够兵力，敌军一旦突破，机械化部队就可能迅速扩大突破口。
更棘手的是临机指挥。180师师长郑其贵此前长期担任政治工作领导，入朝前才转任军事主官。面对突如其来的合围，部队指挥需要既准确执行上级意图，又能够根据现场变化果断处置。遗憾的是，关键时刻的判断和决断没有及时跟上，突围窗口因此被压缩。
当时有人质疑：“是不是180师自己先乱了？”
这个问题不能用一句话回答。180师确有指挥和部署上的失误，但把整个战局的责任全部压在一个师身上，既不符合军事规律，也掩盖了更大的指挥与保障问题。一个师被置于孤立位置，通信中断、侧翼失守、补给困难同时发生，结果很难只由基层官兵承担。
180师官兵并非没有战斗。陷入包围后，各部仍进行了多次抵抗和突围，许多连队在弹药不足、粮食匮乏的情况下坚持作战。部队损失极为惨重，建制遭到严重破坏，但“全师未战即溃”的说法，显然过于简单。
战况传回后，韦杰被召回汇报。据相关回忆，毛泽东听完情况后，指出这是多个环节的错误共同造成的，不能把责任全推给180师。这种判断，重点不在追究某一个人，而在于厘清战役指挥、兵力部署、通信保障和后勤能力之间的连锁关系。
当然，讲清客观原因，不等于否认指挥责任。郑其贵后来被免去原职，转任第三兵团军务处副处长，1952年评定为准师级，1955年授予上校军衔。副师长段龙章也被免职，1955年授予中校军衔。这些处理说明，180师领导层的失误确实被追究。
但责任有层次，失误也有大小。韦杰本人作为第60军军长，同样承担着上级指挥责任，却没有把全部过错推给下属。那句“把棍子打在180师屁股上不公道”，说的正是这个道理：180师需要检讨，战役指挥体系同样需要检讨，牺牲的官兵不能被一句“师长无能”轻轻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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