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中南海丰泽园，周恩来带着李德生拜见毛泽东。这是两人的第一次正式见面。毛泽东打量来客，笑着说：“你是李德生，我也是李德胜嘛。”一句话让气氛轻松下来，但谈话很快转入正题。
当时的李德生并不是中央广为人知的领导干部，却已在军队中承担多项职务。他曾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长期在基层部队工作，靠着战场上的表现和组织工作的历练逐步成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在安徽、南京军区任职，熟悉部队，也了解地方情况。
面对职务过多、精力有限的现实，李德生提出，希望免去自己在南京军区和安徽军区的一些工作。毛泽东没有同意，反而给他提出了特殊要求：一部分时间留在北京，一部分时间读书，另一部分时间到基层调查。
这番安排并非普通的工作分工。对于一名长期在部队工作的将领来说，读书和调查，意味着不能只凭经验办事，还要从全局观察问题。李德生后来回忆起这次谈话时，始终把它看作一次重要提醒。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对李德生的信任，并不是从一次会面突然开始的。此前，他已经通过军队和地方的汇报，注意到这名作风务实、经历完整的将领。李德生没有显赫的家世，也不是善于张扬的人，正因如此，他的履历显得格外扎实。
1970年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重新调整军队和地方的重要岗位。林彪集团在军队中的影响仍然存在，重要地区的领导安排，关系到首都安全和全局稳定。毛泽东决定让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这是一项分量很重的任命。
北京军区地处首都周边，所辖部队数量多，战略位置特殊。李德生接到任务后，曾向毛泽东表示，北京军区责任重大，自己一定尽力做好。毛泽东看中的，正是他长期在基层形成的谨慎作风和执行能力。
1971年，中央处理林彪集团问题时，北京军区的稳定十分关键。李德生在北京坐镇，按照中央部署做好部队工作，并参与有关善后事务。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流传说法把具体细节讲得过于戏剧化，但可以确认的是，他在这一关键阶段承担了重要责任。
林彪事件后，中央需要从军队中培养一批能够联系实际、又具有全国视野的干部。李德生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地位明显上升。对毛泽东而言，这既是对其表现的肯定，也是在军队领导层中增加新的力量。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十大有关问题。毛泽东谈到中央领导班子构成时，提出干部安排要注意老、中、青结合，并明确表示，中间年龄层应当从军队中物色人选。
周恩来很快听懂了其中的意思。候选人中，李德生时年57岁，长期在军队工作，既有战争年代经历，也有新中国成立后的领导经验。周恩来随即提出，可以考虑李德生担任副主席。毛泽东表示赞成。
李德生本人对此并无充分准备，认为自己的资历和能力还不够。但在当时的政治安排中，毛泽东的意见具有决定性意义。1973年8月30日，党的十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中央副主席。李德生由此成为中央最高领导层中的军队代表。
这项安排还有一层现实考虑。副主席人选来自军队，能够体现老中青结合，也避免把这一重要位置变成某些人的个人争夺。周恩来能够迅速领会毛泽东的意图，正是因为他熟悉中央领导层的复杂关系，也清楚军队干部进入核心班子的意义。
然而，李德生担任副主席的时间并不长。1973年底，中央决定对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交流调动，李德生由北京军区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泽东曾打趣说，他刚到北京不久就赶上司令员对调，算是“陪绑”。
这次调动使李德生成为中共历史上少见的外地副主席。身在沈阳，他仍承担军区建设和战备任务，却无法像在北京那样直接参与中央日常工作。位置变化本身，也反映出当时中央对军队领导布局的反复调整。
后来，政治风向进一步复杂。李德生没有参与对老同志的过度冲击，而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沈阳军区工作上，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指责。面对压力，他没有公开争辩，而是于1974年提出辞去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职务。
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辞去有关职务，保留政治局委员身份。此后，李德生长期保持低调，减少公开活动。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着手整顿军队和落实干部政策，明确表示李德生没有问题，与“四人帮”没有关联。
经过复查，李德生的相关问题得到纠正。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他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那段特殊经历，也成为军队干部进入中央、又因政治环境变化而退居一线的典型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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