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越南北部战场，李和平正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敌我双方距离很近，枪声、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阵地局势迅速恶化。就在部队伤亡增加、敌军逼近之时，李和平拿起步话机，向炮兵报出自己的位置，请求火力覆盖。这句“向我开炮”，后来成为许多人谈论这场战争时无法绕开的细节。
战场上的一句话，背后往往不是冲动，而是对局势的判断。炮火如果迟疑，阵地可能失守；炮火一旦落下，也意味着前沿人员将承担极大风险。李和平作出这个决定，说明他已经把守住阵地置于个人安危之前。
当时，李和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师第一〇六团尖刀连连长。尖刀连承担的任务，通常是突破、夺点和坚守，所处位置比普通部队更加危险。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开始后，他没有留在相对安全的指挥位置，而是跟随部队进入最前沿。
这件事之所以受到关注，还因为他的父亲不是普通军人，而是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有人认为，高级干部子弟参战，可能只是为了增加履历。可在炮火真正落到头顶时，身份并不能替代判断，更不能代替战士完成冲锋。
李德生一生的军旅道路，也不是从优越条件起步。1916年，他出生于河南新县，幼年丧母，早年曾靠放牛谋生。1930年，十四岁的李德生参加红军，从通信员做起。送信、传令、辨认道路，看似琐碎，却要求人在紧要关头跑得快、记得准、不能出错。
长征时期，他曾因受到错误处理而陷入低谷，职务和党籍一度被撤销。这样的挫折没有使他离开革命队伍。抗日战争期间，他重新回到部队，先后担任通信排长、营长、团长等职务，在太行山根据地参加多次作战。
1945年，李德生率部参加马坊战斗，带领突击队夜袭日军据点。解放战争中，他又参加襄樊战役。1948年7月，襄阳城攻坚时，部队连续突破敌军防线，完成重要作战任务。多年战争经历，使他深知一个指挥员必须到最需要的位置去。
抗美援朝时期，李德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军长，参与上甘岭战役指挥。面对美军密集炮火，他重视阵地编组和火力配置，采取“兵力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等办法，尽量减少部队在敌方火力下的暴露。那场战斗持续数十天，阵地争夺异常惨烈。
回国后，李德生担任过军队和地方的重要职务。1973年12月起，他出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东北边防建设成为他长期关注的重点。身处高级岗位，他对家属子女的要求却很严格，反复强调不能依靠父亲的职务谋求特殊照顾。
李和平参军后，正是在这样的家庭要求下成长起来的。他没有把“将门之后”当成护身符，而是从基层训练、日常执勤和部队生活做起。对越作战前，部队中的一些年轻干部主动申请到危险岗位，李和平便是其中一员。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中越边境多地展开激烈战斗，许多部队承担了攻坚、穿插和坚守任务。李和平所在连队在推进过程中遭遇顽强抵抗，阵地几度出现险情。按照战场流传的记载，他在关键时刻请求炮兵向己方前沿开火，以炮火阻断敌军攻势，为部队稳住阵脚争取了时间。
这类命令最考验的不是嗓门，而是胆识和责任。炮兵射击必须依靠明确坐标，前沿指挥员也必须确认部队位置。稍有偏差，后果便无法挽回。李和平能够在危急关头作出决定，既与个人训练有关，也与长期形成的军人责任意识有关。
战后，关于高干子弟是否真正经受战火考验的争论逐渐减少。因为事实很直接：有人进入侦察、尖刀和主攻部队，有人在战斗中负伤，也有人把生命留在了边境前线。身份可以引发议论，战场表现却只能由炮火和任务来检验。
李德生晚年仍关心军史和爱国教育事业。1995年，他与老战友共同发起成立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后来参与党史、军史资料整理。2011年5月8日，李德生在北京逝世。此后，李和平继续参与相关工作，并推动援助西藏阿里地区的项目，完成父亲生前牵挂的事情。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