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正月初六，我骑着家里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去大姨家走亲戚，车把上挂着两包用油纸包着的桃酥，车后座绑着一小袋自家磨的白面。
风刮得耳朵尖发疼，我把棉衣领子往上扯了扯，脚下蹬得更快。
大姨家在邻村，沿着土路走半个钟头就到，我每年正月都来，熟得很。
院门没闩，我推着车刚进去，就听见堂屋那边大姨的声音：“是柱子来了吧？”
大姨是我妈亲姐，五十出头，腰板挺得直，说话嗓门亮，在村里是出了名的热心人。
我应了一声，把车靠在院墙根，拎着东西往堂屋走。
屋里生着煤球炉，壶坐在炉子上，蒸汽顶得壶盖哒哒响，一股暖烘烘的烟火气扑过来。
大姨正坐在炕沿上择韭菜，面前放着个竹编簸箕，看见我进来，赶紧把手里的菜往簸箕里一丢，拍了拍手上的碎叶。
“快上炕暖和暖和，你姨夫一早就去村东头帮人修桌子了，晌午才能回来。”
她一边说一边下地，从柜子里摸出个搪瓷缸子，给我倒了杯热水，又抓了一大把瓜子花生塞我手里。
我把桃酥和白面递过去，大姨嘴上说着“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手却接得麻利，转身放到了里屋的柜盖上。
我脱了鞋盘腿坐在炕里头，手里攥着热搪瓷缸，指尖的凉气一点点散出去。
炉子上的壶还在响，大姨坐回炕沿，继续择她的韭菜，指尖捏着菜根，一捋就是一把。
“柱子，今年二十三了吧？”她忽然开口，眼睛没看我，盯着手里的菜。
“嗯，过了年二十三。”我剥了颗花生，没多想。
“隔壁老李家那闺女，今年也二十了。”大姨慢悠悠地说，把择好的韭菜往簸箕另一边码齐，“人勤快，个子也不矮，下地干活不输小伙子。”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花生壳捏碎了半颗。
那时候我也不是傻子，长辈嘴里突然提起别家姑娘，十有八九是那点意思。
可我头一回遇上这种事，脸上有点发烫，赶紧低头假装剥花生，没接话。
大姨也没再往下说，就像刚才只是随口聊了句家常，手底下继续择菜，嘴里又问起我在县城厂里的工作累不累，一个月能开多少工资。
我顺着她的话往下答，心里那点别扭慢慢散了，还真当她是随口一提。
毕竟大姨热心，村里谁家姑娘小伙子到了年纪，她都爱念叨两句。
快到晌午的时候，姨夫回来了，手里拎着个刨子，身上沾着点木屑。
他看见我挺高兴，转身从屋檐下摸出挂着的一串红辣椒，说要给我炒个辣子鸡。
大姨下了炕，扎上围裙去灶房做饭，我想过去帮忙烧火，被她推了回来：“你坐着陪你姨夫说说话，灶房里烟大。”
我只好坐回炕上，跟姨夫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聊村里的收成，聊厂里的机器。
没多大会儿，大姨就把饭做好了，一盘炒鸡蛋，一盘辣子鸡，一碟腌萝卜，还有一大锅小米粥，热气腾腾地摆了一炕桌。
我们三个围着炕桌吃饭，姨夫还拿出小半瓶白酒，给自己倒了一盅，问我喝不喝，我摇了摇头。
大姨给我盛了满满一碗小米粥，又往我碗里夹了两大块鸡肉，嘴里说着：“你看你，在厂里吃饭肯定对付，都瘦了。”
我端着碗喝粥，心里暖乎乎的。
喝了两口，大姨忽然又开口了，筷子在菜盘里拨了拨，夹了块鸡蛋放到我碗里。
“你一个人在外头，住宿舍吃食堂，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给你缝个扣子熬个粥什么的。”
她说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就像在说“今天天儿不错”，可我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
这是今天第二回了。
我抬头看了大姨一眼，她正低头喝粥，鬓角的白发垂下来一点，脸上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好像真的只是随口关心。
姨夫在旁边抿了口酒，也跟着搭腔：“就是，你也老大不小了，该考虑了。”
我脸上更烫了，赶紧低头扒饭，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不急，还早呢。”
“早什么早，”大姨抬起头，眼神亮闪闪的，“村里跟你一般大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我没敢再接话，只顾着低头喝粥，一碗粥喝得飞快，差点呛着。
大姨见我不接茬，也没再逼我，转而又说起别的，问我妈最近身体怎么样，家里的猪喂了几头。
我顺着她的话答，心里却有点打鼓。
这回我是真咂摸出味来了，大姨不是随口闲聊，她是真盯上我了。
吃完饭，我帮着大姨收拾碗筷，她不让我动手，推我去堂屋坐着，自己端着碗碟去了灶房。
姨夫靠在炕头抽烟，烟袋锅子吧嗒吧嗒响，屋里弥漫着一股旱烟味。
我坐了一会儿，觉得有点闷，就下了炕，说想去院子里透透气。
刚走到堂屋门口，就听见院门外有人喊：“婶子，在家不？”
声音脆脆的，是个年轻姑娘的声音。
我抬头往院门那边看，大姨已经从灶房里出来了，一边擦手一边往门口走：“在呢，进来吧。”
院门被推开，一个姑娘走了进来，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扎着个麻花辫。
她个子确实不矮，腰板挺得直，手里端着个粗瓷碗，碗上还盖着个小碟子。
“婶子，我妈让我来借点面引子，家里今天发面，引子用完了。”她站在院门口，声音不大，清清楚楚的。
我站在堂屋门口，正好能看见她的侧脸，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眉毛浓浓的，眼睛很亮。
棉袄的袖口有点短，露出一小截手腕，手上还沾着点面粉，一看就是正在家里干活呢。
“哎哟，多大点事，还跑一趟。”大姨笑着往里让她，“快进来暖和暖和。”
“不了婶子，我妈还在家等着发面呢，拿了我就回去。”姑娘笑了笑，露出两个浅浅的虎牙。
大姨转身进了灶房，没一会儿就端着个小碗出来，碗里装着一块发好的面引子。
姑娘接过碗，小心地把自己带来的粗瓷碗递过去：“婶子，这是我妈早上蒸的糖包，给你拿了两个，你尝尝。”
“你看你这孩子，借个引子还带东西。”大姨嘴上说着，手还是接了过来，“替我谢谢你妈啊。”
“哎，那我先走了婶子。”姑娘说完，转身就往外走，脚步挺快的，像是家里真的有活等着。
自始至终，她都没往堂屋这边看一眼，好像根本不知道屋里还有个外人。
大姨端着那两个糖包，站在院门口看着她走出去，才转身回来。
她走进堂屋，看见我站在门口，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把糖包往炕桌上一放，用围裙擦了擦手。
“你看，多本分的姑娘，话不多，手脚麻利，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直直地看着我，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
第三次了。
从早上进门到现在，这才大半天的工夫，大姨已经明里暗里提了三回。
我站在原地，脸上烧得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
炉子上的壶还在哒哒响，蒸汽顺着壶嘴往外冒，把屋里的光线都弄得有点模糊。
我看着炕桌上那两个还冒着点热气的糖包，脑子里忽然闪过刚才姑娘沾着面粉的手腕，还有她笑起来露出的虎牙。
心里头乱糟糟的，像被风吹乱的麦秸，理不出个头绪。
我从大姨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
大姨送我到院门口，手里还攥着个围裙角，嘱咐我路上慢点骑，到家给她捎个信。末了又补了一句：“回去跟你妈说，让她有空过来坐坐，姐妹俩说说话。”
我嗯了一声，蹬上自行车就出了村口。
冬天的风灌进领口，吹得脸发紧，我骑得不快，脑子里反复翻着白天的那些话。大姨那句“你看，多本分的姑娘”一直在耳朵边上打转，像炉子上那壶水，咕嘟咕嘟冒个不停。
骑到半路，我停下来，在路边一棵老槐树底下歇了歇脚。
天黑透了，四下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刮过枯树枝的呜呜声。我摸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又觉得没什么滋味，抽了半截就掐了。
大姨的意思我明白，她不是随口说说，是真心觉得那姑娘合适。可我心里头拿不准，我二十三岁，在县城厂里上班，一个月工资五十多块，住的是厂里四人一间的宿舍，屋里连个像样的柜子都没有。
我拿什么娶人家？
那姑娘看着是利索人，家里家外都是一把好手，人家凭啥跟我一个在厂里挣死工资的？
我越想越乱，干脆不想了，蹬上车继续赶路。
到家的时候，我妈正坐在堂屋里纳鞋底，看见我进门，放下针线问：“你大姨家都好吧？”
“好着呢，姨夫还给我炒了辣子鸡。”我把布兜往桌上一放，坐到炕沿上，犹豫了一下，还是开了口，“妈，大姨今天跟我说了个事。”
“啥事？”我妈头也没抬，继续穿针。
“她提了隔壁老李家那闺女，说让我考虑考虑。”
我妈手里的针停了，抬起头看我：“老李家闺女？是不是个子挺高的那个？”
“我哪知道，我也没怎么注意。”我嘴上这么说，脑子里却冒出那双沾着面粉的手腕。
我妈想了想，说：“你大姨不会坑你，她看人准得很，那家姑娘要是真像她说的那么勤快，倒是个过日子的。”
“可我连人家面都没正经见过，就听大姨说两句，哪能就定下来。”我有点烦躁，声音不自觉地大了些。
我爸一直在里屋没出声，这时候隔着门帘说了一句：“外村的，往后走动远，你妈想你了，过去一趟还得骑半个钟头车。”
我愣了一下，我爸这话听着像反对，又像只是随口一提。
我妈瞪了里屋一眼：“走动远怕啥，人家姑娘嫁过来，往后就在这边过日子了，又不是天天往娘家跑。”
我爸没再吭声，屋里一时安静下来。
我躺到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宿舍里那张硬板床我睡了三年，从来没觉得什么，可今天躺在家里的炕上，忽然想起大姨说的那句话——“你一个人在外头，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
说实话，我不是没想过成家。厂里跟我一批进厂的，好几个都结婚了，有的孩子都一岁了。我下了班回宿舍，屋里空荡荡的，自己补袜子的时候，线头穿不进针眼，那种滋味确实不好受。
可一想到要跟一个不熟的人过一辈子，我心里又发怵。谁知道她是什么脾气？谁知道她家里是什么底细？大姨说好，那是大姨的看法，日子可是我自己过。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帮我妈挑了挑水，又劈了一堆柴，快到中午的时候，我跟我妈说：“我回厂里了。”
我妈从灶房里探出头：“吃了饭再走呗。”
“不了，下午还有班。”我推着自行车往外走。
我妈追出来，塞给我两个煮鸡蛋：“路上饿了垫垫。你大姨那事，你自己琢磨琢磨，别不当回事，也别太当回事。”
我点了点头，把鸡蛋揣进兜里，骑车出了门。
回到厂里，日子还是老样子，白班夜班轮着上，机器嗡嗡响，食堂的菜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样，白菜炖粉条、土豆丝、偶尔有个肉末茄子。
可我发现自己变了。以前下了班，我躺床上就能睡着，现在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看天花板，脑子里老转悠那些事。
有一回，我洗完衣服，发现衬衫领子开线了，翻出针线包想缝两针，线头穿了半天穿不进去，气得我把针往床上一扔。
那会儿我忽然想，要是屋里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是不是就不用自己跟这根针较劲了？
三月初，厂里放了两天假，我又回了趟家。我妈说：“你大姨捎话来，让你得空过去一趟，说有点事找你。”
我心里咯噔一下，猜到了是什么事。
到了大姨家，大姨正在院子里晒被子，看见我来了，把手里的竹竿往墙边一靠，笑着说：“柱子来了？进屋坐，我给你倒水。”
我没进屋，站在院子里问她：“大姨，你找我啥事？”
大姨拍了拍身上的灰，看着我，脸上的笑收了收，语气认真了些：“柱子，上回我跟你说那事，你琢磨得咋样了？”
我低着头，用脚尖碾着地上的土疙瘩，半天没吭声。
大姨叹了口气，走到我面前：“我也不是逼你，就是觉得你俩合适。老李家那闺女，从小我看着长大的，人踏实，不偷懒，知道心疼人。你妈也托人打听过了，人家那边倒是没意见，就看你的意思。”
我抬起头，心里有点慌：“大姨，我……我连人家姑娘正经话都没说过几句，哪能就这么定下来。”
“谁让你一上来就定了？”大姨笑了，伸手拍了我胳膊一下，“我的意思是，你们先见个面，说说话，处一处，合适了再往下走，不合适也不耽误谁。”
我愣在那里，心里那根绷着的弦忽然松了松。
原来不是让我立刻拍板，是让我先见见。
大姨见我没说话，又补了一句：“过两天镇上有集，那闺女肯定去赶集，你也去转转，碰上了就说两句话，碰不上就算了，不碍事。”
我点了点头，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
我站在大姨家院门口，手扶着车把，半天没动。大姨从屋里追出来，往我车后座上又搁了一包炒花生，说：“回去给你妈捎上，别空着手。”我应了一声，腿一偏跨上车，脚下一蹬，车子在土路上颠了两下，才慢慢稳下来。
骑出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擦黑。路两边的杨树还没发芽，枝杈在风里晃，像谁伸着瘦长的手指头在比划。我骑得不快，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大姨那几句话，还有邻居女儿从院门口进来时，袖口短了一截、手背冻得有点红的样子。
说不上来是啥感觉。不是讨厌，也不是喜欢，就是心里像被人轻轻推了一下，不重，可身子一直往前倾，停不下来。
回到家，我妈正在灶房烧水，见我进门，先问大姨家都谁在，又问我吃了没有。我坐在堂屋桌边，把炒花生搁在桌上，憋了半天，才说：“大姨提了个人，她邻居家的闺女。”
我妈手里的火钳顿了一下，抬头看我：“你大姨提的？”
我“嗯”了一声。
我妈没再问，转身把水壶从灶上提下来，往暖瓶里灌水。水汽腾起来，糊了她一脸。她拿袖子蹭了蹭，说：“你大姨那人，不轻易张嘴。她要是提了，就是看准了。”
我低着头，没接话。我爸从里屋出来，听见半句，也没多问，只“哼”了一声，说：“你大姨不会坑你。”
那一晚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外头风刮得窗纸一鼓一鼓的，像有人在外头轻轻拍。我盯着房梁，想起大姨家炉子上那壶水，壶盖被蒸汽顶得直跳，当时没在意，这会儿那声音倒像在耳朵边上响。
我忽然有点怕。怕的不是见那姑娘，是怕自己真动了心思，又怕自己不动心思，白白耽误人家。
我白天照常去地里干活，手上没停，心里却总像揣着半块凉馍，堵得慌。歇晌的时候，我坐在田埂上，看远处村道上有人骑自行车过去，后座上绑着个筐，颠得哐当哐当响。我忽然想，那姑娘平时是不是也这样，骑着车去邻村磨面，或者去集上扯几尺布。这么一想，又觉得她离我并不远，只是隔着一层没捅破的窗户纸。
第二天清早，我起来把院子扫了一遍，又给自行车链条上了点油。我妈在灶房烙饼，探出头问我：“今儿不去地里？”我说：“去趟大姨家。”我妈没再问，只往我包里塞了两张热饼，说：“路上吃。”
骑到半路，风比那天还硬，吹得车把直晃。我放慢速度，脑子里又过了一遍大姨那三次暗示。第一次她说“人勤快，个子也不矮”，我当是闲话；第二次她说“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我低头扒饭；第三次她指着邻居女儿的背影说“你看，多本分”，我嘴上没应，眼睛却追着那件短袖口的棉袄出了院门。现在想来，大姨每一句都像在往我心里搁一小块炭，当时不觉得，这会儿凑到一块，烫得人坐不住。
到大姨家时，她正坐在堂屋门口择韭菜，看见我，手在围裙上蹭了两下，站起来说：“来了？屋里坐。”我应了一声，把自行车支在墙边。大姨没提那事，只问我路上冷不冷，吃了没有。我倒有些沉不住气，站在院当中，半天憋出一句：“大姨，那事，我想先见见人，别的以后再说。”
大姨手里的韭菜停在半空，看了我一眼，说：“行，赶明儿我过去说一声，就说你这边愿意见个面，成不成的，看你们年轻人。”说完又低头择菜，像怕我反悔似的，补了一句：“人家姑娘也不是非你不可，你别吊着人家。”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大姨起身去灶房烧水，水壶搁到炉子上，不一会又“呜呜”地响起来，壶盖轻轻跳。我坐在堂屋的小凳上，看着那壶水，忽然觉得这回那声音不再往心上顶，倒像在替我把那层窗户纸一点点顶开。
晚上吃饭，我爸难得开口，说：“你大姨给你说的那事，别拖着。行不行，给个准话。”我“嗯”了一声，把碗里的稀饭喝得呼噜响，没抬头。我妈在边上说：“你爸不是催你，是怕你大姨在中间难做。”我放下碗，说：“我知道。”
那几天，我把自己在外头租的那间小屋想了一遍。一张床，一个煤油炉，几件换洗衣裳。冬天冷，夏天热，下班回去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么一想，大姨说的“知冷知热”，倒不是虚话。可我又怕，怕自己这点心思，只是被三句话和一双鞋垫给推出来的，不是真看上了人家姑娘。
过了几天，我托人给大姨捎了句话，说赶集那天我去。大姨没回话，只让捎话的人带回来一双新纳的鞋垫，说：“给你侄儿，让他走路稳当点。”
我接过鞋垫，翻来覆去看了看，针脚密实，底子厚。我把它塞进枕头底下，心想，大姨这是把路都给我铺到脚底下了。
出了大姨家，我骑上车往回走，春天的风吹在脸上，比冬天软和多了。
我心里忽然冒出个念头：她那天来借面引子，端回去的那块引子，发出来的面，蒸出来的馒头，是什么味的？
三月中旬，镇上有集。
我头天晚上回了家，第二天一早换了件干净的蓝布外套，又用湿毛巾把头发压了压。我妈站在屋门口看我，嘴角带着笑，也不说话，就一个劲儿地往我兜里塞零钱。
“去集上买点吃的，别光站着。”她说完又补了一句，“看见人家姑娘，别跟个木头似的。”
我脸一热，推着车就出了门。
镇上的集逢三逢八，附近几个村的人都往那儿赶，卖布的、卖锄头的、卖糖葫芦的，把一条土街挤得满满当当。我把自行车存在集口的老槐树下，给了看车老头两分钱，就顺着人流往里走。
走了没多远，我就在一个卖针线的摊子前看见了她。
她穿件蓝底白花的棉袄，袖口还是短那么一点，露出半截手腕，正弯着腰挑顶针，旁边跟着个五十来岁的妇女，应该是她妈。摊主拿了几枚顶针往她手上一套，她试了试，摇了摇头，又换了一枚。
我站在几步远的地方，脚底下像生了根，想过去又迈不动腿。
倒是她妈先看见了我，上下打量我两眼，又扭头跟她说了一句什么。她直起身，顺着她妈的视线看过来，目光正好跟我撞上。
她愣了一下，随即笑了笑，露出那颗虎牙。
“你也赶集啊？”她先开了口，声音跟那天在大姨家院子里一样，脆脆的。
“嗯，买点东西。”我往前走了两步，手不知道往哪儿搁，最后插进了裤兜里。
她妈很识趣地往旁边挪了挪，假装去看布匹，把我俩留在了针线摊前。
她低头把刚才挑好的顶针放进篮子里，又抬头看我：“大姨家的面引子，我后来还过去了，一直没碰上你。”
“我回厂里了。”我憋了半天，就挤出这么一句。
她点点头，没再说话，手指绕着篮子把，轻轻晃了晃。旁边卖糖葫芦的吆喝了一声，惊得她往那边看了一眼，我也跟着看了一眼。
“你……一个人来的？”我又问。
“跟我妈，她在那边看布呢。”她朝她妈的方向努了努嘴。
我哦了一声，又没话了。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你是不是挺怕我的？”
“没有。”我赶紧摇头，脸却烫得厉害。
“上回在大姨家，你站在堂屋门口，我其实看见你了。”她低下头，声音轻了一点，“我妈说，大姨想给咱俩牵线。”
我没想到她这么直接，一时愣住了。
她抬起头，眼睛亮亮地看着我：“我妈说，让我自己拿主意。我寻思着，这种事不能光听别人说，得自己处一处才知道。你觉得呢？”
我站在集市的喧闹里，耳朵里嗡嗡响，可她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那天大姨三次暗示我，我还觉得是长辈多事，现在她站在我面前，把话挑明了，我反倒不那么慌了。
“我觉得……行。”我听见自己说。
她抿着嘴笑了，从篮子里摸出个油纸包，递给我：“刚买的糖火烧，还热着呢，你尝尝。”
我接过来，纸包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
那天我们在集上转了大半圈，她给我指哪家的豆腐好吃，哪家的针线结实，我给她买了串糖葫芦，她吃了一颗就递回来，说太酸了。我把剩下的吃了，酸得直皱眉，她就在旁边笑。
往回走的时候，她妈已经先回去了，我推着车陪她走到村口。她停下脚步，看着我：“下回你什么时候回来？”
“月底吧，厂里放假我就回来。”我想了想，又说，“你要是不忙，我骑车过来找你。”
她点点头，转身往村里走，走了几步又回头：“下回来，给我带个县城里的发卡吧，我见人戴过，亮晶晶的那种。”
我应了一声，看着她走远，才骑上车往回赶。
风还是那个风，可吹在脸上不觉得冷了。
后来我又去了大姨家一趟，大姨看见我就笑，一边给我倒水一边说：“我就说嘛，那闺女错不了。”
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把在集上买的一包红糖递给她：“大姨，谢谢你。”
大姨把红糖往炕桌上一放，摆摆手：“谢啥，你成了家，好好过日子，比给我买多少红糖都强。”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看着特别暖。
我坐在大姨家炕沿上，炉子上的壶又响了，壶盖哒哒地跳。这回我心里不乱了，反而觉得那声音挺好听的。
大姨给我盛了碗小米粥，又往我碗里夹了块炒鸡蛋，嘴里念叨着：“以后得让人家姑娘给你做饭了，我这当姨的，也能省省心。”
我低头喝粥，没接话，嘴角却一直往上翘。
从大姨家出来，我骑车往家走，路过村口那棵老槐树时，特意停下来看了看。树底下有只花母鸡在刨食，看见我来了，扑棱着翅膀跑远了。
我抬头看了看天，太阳偏西，把云彩染成一片橘红。远处的麦田刚返青，风一吹，绿油油的波浪一直滚到天边。
我蹬上车，脚下越踩越轻快。
回到家，我妈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我回来，问：“见着了？”
“见着了。”我停好车，从兜里掏出个亮晶晶的发卡，在手里转了转。
我妈看了一眼，笑了：“准备得倒挺快。”
我把发卡收好，转身去灶房舀了瓢水喝。凉水顺着喉咙下去，心里却热乎乎的。
那天晚上，我躺在家里炕上，翻出她给我的那个油纸包，糖火烧早就吃完了，纸还留着，上面沾着一点糖渍，闻着还有股甜味。
我想起大姨那天三次暗示我，想起她来借面引子时沾着面粉的手腕，想起集市上她递过来的油纸包，想起她说“得自己处一处才知道”。
大姨没坑我。
她只是用她能想到的办法，给我留了一条路。那条路我差点没走上去，现在走上去了，得好好走。
窗外起了风，吹得窗户纸轻轻响。我翻了个身，把油纸包压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
心里头踏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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