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虚构故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四点零八分，我又醒了。
不是那种翻个身还能续上的醒。是眼睛“啪”地一下睁开，脑子跟水洗过一样清亮，窗户外头那棵老槐树的影子还贴在玻璃上，路灯没灭，楼下送牛奶的三轮车刚拐进巷子口，铁皮箱子咣当咣当响。我听得见，全都听得见。
我翻了个身，面朝墙。墙皮有点起泡了，去年回南天的时候鼓起来的，我一直没补。就这么躺着。
躺到九点。
这不是失眠。失眠是睡不着。我是醒了，醒了但不想起。这两件事中间隔着十万八千里。我试过跟自己较劲，五点爬起来过一回，结果一整天不知道该干什么，把阳台的花浇了三遍，中午不到就把晚饭的菜切好了，坐在沙发上等天黑。那天下午四点，我又躺回床上了。
所以后来就算了。醒了就醒了，躺着。
这事我从没跟人说过。别人问起来，我就说睡到自然醒。老方上个月在菜市场碰见我，问我最近怎么样，我说舒服得很，每天睡到自然醒。他拎着一条鲈鱼，塑料袋里还装着两根葱，上下打量我一眼说，你这日子过得，神仙。
我笑了笑。神仙四点零八分就醒。
老方是我以前在厂里的同事。我们那个厂早改制了，地皮卖给了开发商，现在是一个叫“翡翠什么湾”的小区，我路过一次，门口站岗的保安比当年车间主任穿得还板正。老方后来去了一家物业公司做维修，去年刚退。他老婆还在，两个人天天在家吵架，为了空调开多少度、剩菜热几遍这种事。他跟我说过，有一回他老婆出门跳广场舞忘了带钥匙，他故意不开门，就坐在客厅里听她拍门拍了二十分钟。后来开了，两个人又吵一架，吵完他老婆给他削了个苹果。
我听的时候觉得挺没意思的。但那天晚上躺床上，四点零八分睁眼的时候，我想起老方那个苹果，突然觉得那可能也是一种过法。
我离婚二十三年了。
二十三年是什么概念。我三十三岁那年离的。女儿那年六岁，现在她自己的孩子都三岁了。时间就像巷子口那家裁缝铺的卷尺，“唰”地抽出来，“唰”地收回去，你还没看清刻度呢，已经量完了。
离婚的原因我现在都不太愿意细想。不是不能说，是说了也没意思。郑海生那个人，不坏。不赌不嫖不喝酒，工资也交。就是——
就是什么呢。
有一年冬天，我发烧，三十九度二，躺在床上起不来。他下班回来，进卧室看了我一眼，问，晚上吃什么。我说我发烧了。他说，哦，那我自己下点面。然后他就去厨房了。我听见他烧水、开抽油烟机、碗筷碰撞的声音。他吃完面，进来又问了一句，你吃药了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自己找点药吃。然后他去客厅看电视了。我躺在床上，听见新闻联播的片头曲，然后是天气预报，然后是电视剧。那天晚上他没再进来。
就是这么个事。
不是这件事让我离的婚。是这件事之后，我心里有个什么东西，轻轻地，像一根皮筋被人从两头拽着，终于“啪”地一下，弹开了。再也系不回去了。
后来就离了。他不同意，拖了两年。郑海生的妈，我那个前婆婆，专门从老家坐长途车过来，在我家住了四天。她坐在我那张碎花沙发上，一边择菜一边说，女人离了婚就不值钱了。我说妈，我不是卖钱的。她叹了口气，说，你就是嘴硬。你一个人怎么过。我说，我一个人怎么不能过。她说，老了你就知道了。
我今年五十六。她说那句话的时候我三十一。二十五年过去了。我现在知道了什么呢。
我知道了冬天天黑得早，一个人住要把窗帘拉好，不然回家推开门，黑黢黢的屋子会让人心里“咯噔”一下。我知道了米买五斤装的，油买小桶的，菜买当天的，不然放坏了扔掉的时候，会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浪费感，不是心疼钱，是心疼那个坏掉的东西本身。我知道了晚上看电视不能看太晚，看太晚了关掉电视那一下，屋子里静得跟什么似的，耳朵会“嗡”地响一声。
但我也知道了另外一些事。
我四十八岁那年，女儿出嫁。婚礼上郑海生也来了，坐在主桌，跟我隔了两个人。他头发白了一半，西装领子有一边没翻好。我看见了，没去提醒他。他给我敬酒的时候说，你把女儿带得很好。我说，是我们两个的。他点点头，没再说别的。那天晚上我回到家，脱了高跟鞋，坐在沙发上。没有哭，就是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去厨房烧了壶水，泡了杯茶，打开电视，看了一集破案的剧。看完就睡了。
我以为我会睡不着，结果睡得挺好。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把女儿的房间收拾了一下。她那些旧课本、小玩意儿、不要的衣服，我装了三个纸箱，放到了储物间。她房间的床单我洗了，晾在阳台上。风吹过来，床单鼓起来，又瘪下去，像一个人在呼吸。我站在阳台门口看了一会儿，然后去给自己煮了碗馄饨，还卧了个蛋。
我四十二岁那年，从厂里出来，去了城南一家做建材的公司做销售内勤。说是内勤，其实什么都干。接电话、做合同、催款、给客户赔笑脸。有一回一个客户，姓马，叫马文远，做装修的，欠了我们八万多货款，拖了半年。老板让我去催。我打了三十多个电话，他要么不接，要么说“下周一定”。后来我直接去了他工地。
那天下着小雨，工地在城东一个老小区，他在给人家翻新阳台。我撑着伞站在楼下喊他名字。他探出头来，看见是我，愣了一下，然后下来了。四十多岁的男人，裤腿卷到膝盖，小腿上全是泥点子，安全帽拿在手里，头发被汗打湿贴在额头上。他看见我就笑了，说，何姐，你这也太执着了。
我说，马老板，我不是执着，我是要交差。
他靠在墙上，点了根烟。雨不大，烟在他面前散开。他说，我不是不给你，是真没钱。甲方压着我，我上面还有一个大包工头压着。你回去跟你们老板说，再给我半个月，我把这家的活结了，先给你们结一半。
我看着他的脸。他不是在骗我。那种累到骨头里的样子，骗不了人。
我说，半个月，我去跟老板说。但你得给我写个条子。
他说行。
后来那笔钱分了三回才给清。最后一回，他亲自送到公司，还带了两箱橙子，说给办公室的人吃。我拿了一个，挺甜的。
马文远后来跟我成了朋友。不是那种常联系的朋友。他偶尔会给我发个微信，问“何姐最近怎么样”，我回“老样子”，他发个笑脸。去年他儿子考上大学，他在朋友圈发了录取通知书，我点了个赞。他私信我说，何姐，有空请你吃饭。我说好。到现在也没吃上。但我知道那条微信是真的。
我五十一岁那年，楼下的赵桂芬死了。
赵桂芬是个独居老太太，八十多了，耳背，但身体还算硬朗。她每天早上六点出门，拎着一个布袋子去买菜，七点回来，在楼下花坛边坐一会儿，跟人聊天。她说话声音特别大，因为自己听不见，以为别人也听不见。
有一天早上，我出门倒垃圾，看见她坐在花坛边上，手里攥着那个布袋子，头低着。我叫了她一声，没应。走近一看，她睡着了。我在她旁边坐了一会儿，她醒了，看见我，说，哦，小何啊。我说赵姨，你怎么在这儿睡。她说，我歇一会儿。然后她看了看布袋子里，说，今天忘买豆腐了。我说我去给你买。她说不用不用，明天再说。
第二天她没有出来。第三天也没有。
是第四天，她侄子来开门，发现她躺在床上，已经走了。法医说大概是三天前，夜里。
我后来老想起那天早上，她坐在花坛边上说“我歇一会儿”。她可能就是累了。就这么简单。
赵桂芬走了以后，她那个单元的房子空了很久。后来租出去了，住了两个年轻人，每天早出晚归。再后来换了一对夫妻，带着个小孩。那个小孩每天在楼下跑，喊得很大声。我有时候站在阳台上看，觉得挺好的。一个走了，一个来了。楼还是那栋楼。
我每天四点零八分醒。
这件事我没告诉任何人。女儿不知道，老方不知道，以前厂里那些偶尔聚聚的老姐妹也不知道。她们要是知道了，肯定会说，哎呀你怎么不早说，你是不是有心事，你要不要去看看医生。我不想听这些。
我没有心事。我就是醒了。
醒了之后，我躺在床上，能听见很多声音。送牛奶的三轮车过去之后，是收废品的老陈，他的三轮车链条有点松，哗啦哗啦的。然后是楼上那家的小孩，他每天早上六点半准时跑，从客厅跑到卧室，从卧室跑到客厅，咚咚咚咚，像一只小马驹。七点，隔壁那对年轻夫妻开始说话，声音很轻，听不清说什么，但语气是温和的。七点十五，楼下有人发动汽车，那辆车有点老，打火的时候“突突突”好几下才着。八点，送快递的小三轮开始进进出出，喇叭按得短促，“嘀嘀”。
我就这么躺着，听这些声音。像在听一个收音机，波段调得刚刚好，所有的台都在播，但哪个台都不用专心听。
有时候我会想起以前的事。想起郑海生。不是想他这个人，是想那些年的事。想起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住在厂里分的宿舍，一间半，厨房在走廊上。冬天洗澡要去公共澡堂，他骑自行车带我去，我坐在后座上，手插在他大衣口袋里。想起女儿小时候发烧，我们两个人半夜带她去医院，他背着女儿，我在后面举着手电筒。想起有一年过年，我们没钱，就买了两斤肉，包了顿饺子，女儿吃了二十个，撑得直打嗝。郑海生笑她，她哭了。我哄了半天。
这些事都还在。像老照片，放在一个盒子里，不常翻，但知道在那儿。
我不恨他。真的。我只是不能跟他过下去了。就像一双鞋，不破不烂，但就是不合脚了。你穿上去，走一步，疼一下，走一步，疼一下。别人看你走路，看不出来你疼。但你自己知道。
离婚后第三年，有人给我介绍过一个。是个中学老师，姓孙，孙德厚。丧偶，带一个儿子。我们见了两次面。第一次在公园，他跟我聊了半个小时他儿子，说他儿子数学考了全班第三。第二次在他家，他给我看他前妻的照片，说“她是个好人”。我坐在他家沙发上，手里捧着一杯茶，茶是温的。我突然觉得，这个人需要的不是老婆，是一个听众。他太想找个人说他前妻的事了。我不怪他。丧偶的人，可能就是这样。但我坐不住了。那杯茶喝完，我就走了。后来他给我打过电话，我客客气气地回了几句，就不了了之了。
我五十三岁那年，女儿生了孩子。我去她那儿住了两个月，帮她带。那两个月，我每天五点就醒，但得躺着，因为孩子还在睡，我起了会吵到他们。我躺在女儿家的客房里，听着隔壁宝宝偶尔哼唧一声，听着女儿女婿轻手轻脚地去冲奶粉，听着天亮起来。
那两个月里，我跟女儿吵过一次。为了什么我忘了，可能是她觉得我给孩子穿太多了，也可能是我觉得她太紧张了。吵完她进房间，把门关了。我坐在客厅里，电视开着，不知道在放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出来了，眼睛红红的，说，妈，对不起。我说，没事。然后我去厨房给她热了碗汤。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想，我这个人，一辈子没跟谁低过头。离婚的时候没低，催款的时候没低，一个人搬家的时候没低。但女儿跟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我心里软了一下。就那一下。后来我想，软就软吧。也没什么。
两个月后我回来了。女儿让我多住，我说不了。她说你一个人在家多冷清。我说冷清有冷清的好。她看着我，欲言又止。我知道她想说什么。她想说，妈，你是不是在逞强。但她没说。她长大了，知道有些话不说比说好。
回来那天，我把家里打扫了一遍。两个月没住，到处是灰。我擦了桌子、拖了地、换了床单、洗了窗帘。忙到下午四点，累得腰疼。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干净了的屋子，突然觉得挺踏实的。这是我的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朝南。茶几上有我喝了一半的水，沙发上有我没叠的毯子，阳台上那盆绿萝有点蔫，该浇水了。
我站起来，去给绿萝浇了水。然后我坐回沙发上，拿起那杯水，喝了一口。水是凉的。
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后悔过离婚。
一天都没有。
但我也没有因此就觉得一个人过日子有多“舒服”。舒服这个词太轻了。一个人过日子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像是你穿了一件旧衣服，穿了很多年，别人看着觉得该换了，但你觉得还行。不是多好看，也不是多暖和，但就是还行。你知道它哪个地方磨了，哪个地方松了，哪个地方有一小块洗不掉的渍。你都清楚。但它不硌你。
我现在五十六岁。每天四点零八分醒。躺在床上，听外面的声音。有时候想点什么，有时候什么都不想。到九点，我起来。
起来之后，我烧一壶水，泡一杯茶。然后去楼下那家早点铺买两个包子，一碗豆浆。老板姓周，叫周予安，三十出头，他老婆也在店里帮忙。他们有两个孩子，小的那个刚会走路，在店后面的小床上爬来爬去。我每次去，周予安都会说，何姨来了，今天还是老样子？我说老样子。他就笑。
有一天早上，我买完包子回来，在楼下碰见新搬来的那家的小孩。三四岁，蹲在花坛边上看蚂蚁。他妈妈在旁边站着，在打电话，语气有点急。小孩抬头看了我一眼，说，奶奶好。
我愣了一下。
然后我说，你好。
我上楼的时候，在楼梯拐角处停了一下。奶奶。我今年五十六。这个小孩叫我奶奶。没错。我确实是奶奶了。我女儿的孩子也叫我外婆。
但那一瞬间，我站在楼梯拐角，手里拎着包子和豆浆，突然觉得“奶奶”这两个字离我很远。我还是那个三十三岁离婚的女人。还是那个在发烧的夜里听见丈夫吃面条的女人。还是那个抱着六岁的女儿在法院门口等车的女人。
我什么都记得。
我上了楼，开了门。包子还是热的。我坐在餐桌前，把包子吃完，豆浆喝完。然后我把碗洗了，把桌子擦了。然后我坐到沙发上，拿起昨天没看完的那本书。书是图书馆借的，讲一个外国老头环游世界的故事。我看了两页，没看进去。我把书放下，打开电视。电视里在放一个厨艺节目，厨师在教怎么做红烧肉。我看了一会儿，觉得步骤太复杂了。
我拿起遥控器，把电视关了。
屋子里又安静下来。我坐在沙发上，听着冰箱嗡嗡地响。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有一块亮斑。亮斑慢慢地移动，从茶几腿移到沙发脚，然后爬上我的膝盖。
我坐着没动。
这就是我的一天。
不是每天都这样。有时候老方会打电话来，说何秀琴，出来吃饭。我说好。我们就去城南一家小饭馆，点两个菜，一个汤。他跟我抱怨他老婆，我听着，偶尔笑一声。吃完他抢着付钱，我说我来，他说你一个女人家。我说你拉倒吧。最后AA。各回各家。
有时候女儿会发视频来，让我看宝宝。宝宝在视频里喊“外婆”，然后把手机抢过去，对着镜头拍自己的脚丫子。女儿说，妈，你最近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她说，真的？我说真的。她就笑，说，那就好。
有时候什么都不发生。我就一个人，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中间吃两顿饭，睡一个午觉。午觉只睡二十分钟，多了不行，多了晚上又睡不着。二十分钟刚刚好，醒来的时候，阳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一条线，照在床头柜上。床头柜上放着一个杯子、一盒纸巾、一本日历。日历是女儿去年给的，上面印着花。我每天撕一张。有时候忘了，第二天就撕两张。撕下来的纸我不扔，放在抽屉里，攒着。我也不知道攒着干什么。就是攒着。
我五十六岁。离婚二十三年。每天睡到自然醒。
其实我四点零八分就醒。
我躺着，熬到九点。
这件事，我打算一直不说。
但今天早上，周予安在早点铺里，一边给我装包子，一边说，何姨，你气色真好，一看就是睡眠好的人。我说还行。他说，我妈就不行，天天失眠，五点就醒，愁死了。我说，你让她别急，醒了就醒了。他说，那怎么行，醒了躺着多难受。我接过包子，笑了一下，说，习惯了就不难受。
他看着我，好像想说什么，又没说。
我拎着包子走出早点铺。外面太阳刚升起来，照在巷子口的裁缝铺上，招牌上的字掉了两个，只剩下“裁缝”。我把袋子换了个手拎着，慢慢往家走。
我想，明天四点零八分，我还是会醒。
然后我打算躺到九点。
你们说，这算不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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