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元二年（255年），曹魏镇东将军毌丘俭在寿春起兵，讨伐司马师。
兵败后，毌丘俭在逃亡途中被平民张属射杀，首级送到洛阳。
司马师下令，夷毌丘俭三族。
毌丘俭是曹魏名将。
正始五年（244年），他率军远征高句丽，攻破丸都城，刻石纪功。
明末清初姜宸英在《湛园未定稿》中曾评价，曹魏忠臣中，毌丘俭一人而已。
这样一个人，起兵反抗司马氏，失败后落得族灭的下场，在当时并不罕见。
高平陵之变后，曹爽、何晏、邓飏等曹氏集团的家族，一家接一家被族诛，已有很多先例。
毌丘俭的案子，意外地触及了一个法律问题。
曹魏的夷三族，范围是父、子、孙。
毌丘俭的儿子毌丘甸、毌丘宗，都在诛杀之列。
毌丘甸的夫人荀氏，也在连坐范围内。
案子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
曹魏法律有一条明确规定，犯大逆罪者，诛及已出嫁的女儿。这条规定见于《晋书·刑法志》所引程咸奏议。
也就是说，一个女子嫁出去之后，如果她的父亲或祖父犯了谋反罪，她仍然要被处死。
毌丘俭的长子毌丘甸，有一个女儿叫毌丘芝。
毌丘芝已经嫁给了颍川太守刘子元。
按照法律，毌丘芝在连坐范围内。
她被关进廷尉狱中等待处决，但当时她有孕在身，处决暂缓执行。
荀氏是重臣荀顗的族妹，荀顗与司马师有姻亲关系。
靠着这层关系，荀氏通过族人向司马师求情，最终被没入为官婢，得以免死。
毌丘芝不一样。
她已经嫁给了刘子元，按当时的礼法，她已经是刘家的人了。
法律上，她仍然被当作毌丘家的女儿来处置。
荀氏不甘心女儿就这样死掉。
她通过族人，找到司隶校尉何曾，求他救女儿毌丘芝的命。
何曾当时正急于树立自己的名望。
帮荀氏这个忙，对他来说是个扭转形象的机会。
他派主簿程咸上奏，为毌丘芝辩护。
程咸的奏议，从法、礼、情三个角度展开。
从法的角度，他说立法应当轻重适中。
秦代以来奉行重刑政策，汉代虽有改易，仍承其弊，所以才保留了追戮已嫁之女的峻法。
但法律贵在适中，刑罚应慎用超出制度规定的严苛手段，这样的条文应当修改。
从礼的角度，他说女子有三从之义，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
既已嫁为夫家之人，就应当从夫不从父。
权责应当相应，不能既要求她服从夫家，又用父家的罪来杀她。
从情的角度，他说得最直接，父母有罪，追戮已嫁之女，夫家被诛，又受随姓之戮。
一个女人，同时受父家和夫家两边的连坐，这是不合常情的。
程咸的奏议，没有停留在为毌丘芝一个人求情。
他提出的是一个普遍性的法律原则，未出嫁的女儿，跟着父家连坐，已经出嫁的妇人，跟着夫家连坐。
一个人只承担一边的责任，不两边都罚。
当时毌丘俭、文钦之乱已经被平定，司马氏正需要安抚人心。
程咸的奏议情理兼备，切中要害，司马氏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朝廷采纳了建议，下诏修改律条。
这条改革并非废除连坐，而是明确了连坐的归属。
修改后的律条，核心就是程咸提出的那句话，未出嫁的女儿，从父母之诛，已出嫁的妇人，从夫家之罚。
这不等于出嫁女就完全安全了。
如果夫家犯了谋反罪，她仍然要跟着夫家连坐。
改革改变的只是，出嫁女不再因为父家的罪而被处死。
她只受一边的连坐，不再同时受两边的连坐。
毌丘芝因为这个改革，保住了性命。
她后来生下了孩子，回到刘家。
毌丘芝作为这个案子的当事人，她的遭遇催生了一条新的法律。
这一改革在曹魏末年被写入律令。
到了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命贾充等人修订《泰始律》，泰始四年（268年）颁行。
泰始律在删减曹魏旧律时，明确，除谋反，适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
这句话的意思是，谋反罪中，若母亲已被休弃、或女儿已经出嫁，都不再因父亲之罪被处死。
程咸提出的原则，被西晋律法确认下来。
此后，连坐的范围继续缩小。
晋明帝时，夷三族已不及妇人，从坐的母、妻、姐妹改为没入官府为奴婢，不再处死。
南朝梁武帝时，进一步免除老幼连坐。
毌丘俭本人不会想到这个结果。
他起兵反抗司马师，兵败族灭，孙女的性命悬于一线。
正是这个案子，暴露了诛及已出之女这条法律的荒谬之处。一个女人嫁出去之后，在礼法上已经是夫家的人，在刑法上却仍然被当作父家的人来杀。
程咸的奏议之所以被采纳，不是因为司马氏突然变得仁慈，而是因为这条法律在法理上确实站不住脚。
一次谋反案的余波，变成了一条法律的修改。
毌丘俭的三族被诛，但在他被诛之后，曹魏的律法向前走了一步。
他起兵是为了曹魏，最终为曹魏的律法留下了一个进步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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