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明代骑兵，开始我一其实是有点抗拒的。这个题目太好写了，也太容易被写歪了。写歪的方向无非两种。一种是把明军骑兵吹上天，说得好像它从洪武开国一路猛到崇祯上吊，中间就没软过。
另一种则是照着中学课本留下的那点残缺印象，说明朝军队就是一群抱着火铳挨打的步兵，骑兵不值一提。坦白讲，这两种写法都偷懒，都没摸着真正的脉。
事实上，在后世的诸多历史叙事中，明代骑兵常常被贴上孱弱的标签，仿佛这个以步兵和火器立国的王朝，从来不曾拥有过足以抗衡草原的骑兵力量。但详查史书，明代骑兵不仅有过逐鹿漠北的巅峰时刻，更形成了一套贯穿王朝始终的建设与运作体系，其兴衰起落则始终与王朝的马政制度深度绑定。
而且，真正的明军骑兵不是弱鸡，恰恰相反，它是明代武装力量里最贵、最难养、也最能打的那一小撮人。你去看明初，徐达、常遇春、蓝玉、傅友德这一批人带着骑兵横扫漠北，把北元打得连都城都丢了。
去看明中后期，王效、马芳这些人亦揣着几百上千精骑就敢往草原上怼，甚至有过击败俺答汗本人的记录。至于明末，虽然此时明朝马政已废，但关宁军的夷丁营、满桂的五千骑兵、吴三桂的突骑，哪一个又不是当时战场上最硬的骨头？
然而问题来了，既然最能打，为什么到了最后，明朝还是会落到连国都都守不住、皇帝走投无路的地步？且，这根最硬的骨头，是明朝怎么就始终没能把它养粗养壮，反而是越养越细，细到最后连一场国运之战都撑不起来的？
这个问题，正是这篇文章想聊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骑兵这个东西，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战术问题。它本质上是个资源问题、财政问题、制度问题。一匹合格的战马，背后要有草场、有牧军、有种马、有饲料、有一整套官僚机器成天围着它转。其本质离不开两个字这，马政。而明朝的马政，恰恰是它整个制度史上最典型、也最令人唏嘘的一个高开低走的案例。
细心的朋友也许会发现，中国历史上凡是能压着北方游牧势力打的王朝，背后几乎都站着一套能撑得住的马政。汉朝如此，盛唐如此，明清亦如此。
遥想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朱元璋以江淮为根据地起兵反元，彼时的红巾军核心区域地处南方农耕区，天然缺乏战马资源。元朝统治时期，官方将全国优质草场大多控制在蒙古贵族手中，南方民间养马既缺乏自然条件，也受到严格限制，因此朱元璋起兵之初，骑兵力量极为薄弱。
根据记载，朱元璋刚占领集庆时，全军马匹不过千余匹，绝大多数作战力量都是步兵，面对元朝的蒙古骑兵，在机动性上处于绝对劣势。
为改变这一局面，朱元璋采取了多渠道开拓马匹来源的策略。首先是战场缴获，在与元军及地方割据势力的作战中，明军每攻克一地，都将收缴的马匹作为重要战略物资。
比如在鄱阳湖之战击败陈友谅后，明军缴获了大量马匹与物资，在攻灭张士诚、方国珍的过程中，也不断补充战马。其次是招降与收编，元朝的不少地方将领与蒙古军户投降明朝后，带来了数量可观的战马与成熟的骑兵力量，比如纳哈出的归降，就让明朝获得了辽东地区的大量马匹与骑兵人才。
第三则是靠官方征购与贡马，朱元璋多次派遣使者到周边地区购买马匹，同时接受周边土司与藩属国的贡马，比如高丽、琉球以及西南各土司都曾向明朝进贡马匹。第四是早期茶马贸易的雏形，明朝在陕西等地开始与西番部落进行茶马交易，用茶叶换取战马，这一制度后来逐步完善，成为明朝西部马匹的重要来源。
在马匹来源不断拓展的同时，朱元璋也开始着手建立系统的骑兵部队与马政制度。明朝建立之初，就在中央设立太仆寺，掌管全国马政，地方上设立各牧监，负责官马的牧养。
洪武六年，明朝设置五个牧监，下辖一百二十三个群，分布在江淮、山东、河南等地，开始建立官方牧马体系。但单纯依靠官牧远远无法满足军队需求，于是朱元璋推行了民间养马制度，也就是马户制。
马户制的核心是将官马分散到民间饲养，百姓承担养马义务，同时享受一定的赋税徭役减免。这一制度在南北执行不同的标准，洪武初年规定，江北地区每一户养一匹马，江南地区每十一户养一匹马。
养马户需要保证马匹健康，并且每年缴纳一定数量的马驹，如果马匹死亡或者无法按规定产驹，养马户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为了激励养马，明朝规定养马户可以减免部分田租与徭役，比如江北养马户每年可减免一半税粮。
这一制度在洪武年间取得了明显效果，官方马匹数量快速增长。根据史料统计，洪武初年全国种马仅一万八千匹，到洪武后期已经增长到四万四千五百匹，额定三万四千余匹，年度孳生马驹从一万余匹增长到两万一千余匹。
加上边镇的军马与民间可征发的马匹，洪武末期全国可战之马已经达到十万匹左右，基本建立起了足以支撑北方边防的骑兵力量。
而在统一战争与北伐过程中，明军骑兵逐步成长为核心突击力量。徐达、常遇春等名将都善于运用骑兵，常遇春更是以骑兵突击闻名。
这里顺道说一下，明军骑兵早期的战术风格，它跟纯游牧骑兵不太一样。游牧骑兵讲究的是骑射、骚扰、迂回，打了就跑，靠机动力和耐心慢慢磨死你。
明军骑兵因为背后站着一个步兵大底盘，反而发展出了两种很凶的打法。一种是斗将，就是挑少数精锐重骑，趁着战阵胶着的时候突然扑上去，一下挫掉对方的锋头，步兵再跟进扩大战果。另一种是先让步兵正面顶住，骑兵瞅准机会横突其阵，从侧翼或者结合部捅进去，把对方的阵型撕开。
常遇春、傅友德这些人，都是玩这套的行家里手。太原之战，傅友德和薛显带着三千铁骑当先锋，配合郭英夜袭，最后降卒四万，缴获战马四万多匹。沈儿峪之战，徐达大破王保保，俘虏北元将士上万人、士卒八万四千多人，缴获战马一万五千二百多匹。这些数字，搁在任何一个朝代都是拿得出手的战绩。
明朝中后期的兵书里，还留着骑兵冲击训练的详细口诀，一套动作下来，什么新月上天势、左前一刺、右后一刺，光看文字就觉得眼花缭乱。
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便在马政已经烂掉一半的时候，明朝军队在纸面上仍然没有放弃对骑兵冲击技击的要求。可问题在于，纸面上的训练大纲，和草原上真正能拉开硬弓、骑得住烈马的活人，是两码事。明朝从来不缺写得出漂亮条令的人，缺的是能让条令落地的钱和人。
洪武元年，明军北伐中原，徐达率领的骑兵部队作为先锋，一路攻克山东、河南，直逼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后，明军骑兵又连续出击，先后攻克山西、陕西，击败了王保保的蒙古骑兵。洪武三年，李文忠率骑兵出塞，奔袭应昌，俘获北元太子与大量官员。洪武二十年，冯胜率军迫降纳哈出，收复辽东，获得了大量马匹与畜牧资源。
洪武二十一年的捕鱼儿海之战，是明初骑兵战斗力的巅峰体现。当时北元脱古思帖木儿汗盘踞在捕鱼儿海附近，以为明军深入漠北后勤困难，不会轻易进军。蓝玉率领十五万大军，以骑兵为核心，长途奔袭，穿越沙漠与草原，直扑北元大营。
明军抵达时，北元军队毫无防备，蓝玉下令骑兵全线突击，北元军队瞬间崩溃。此战明军俘获北元贵族、官员与军士七万余人，缴获牛羊十几万头，还有大量印章、兵器与物资，脱古思帖木儿仅率数十骑逃走。经此一战，北元主力遭到毁灭性打击，很长时间内无法再对明朝形成大规模威胁，也充分证明了明初骑兵的远程奔袭与野战能力。
而朱棣通过靖难之役登上皇位，他本人长期镇守北平，熟悉边务，也深知骑兵与马政的重要性。在靖难之役中，朱棣就凭借朵颜三卫的蒙古骑兵与自身的精锐骑兵，多次击败南军，因此即位之后，他大力推进马政改革，将明朝的骑兵力量推向顶峰。
永乐四年九月，朱棣首先设立陕西、甘肃二苑马寺，掌管西北地区的牧马事务，下设八监四十余苑，集中繁育战马。此后又陆续设立北京、辽东二苑马寺，规制与陕西、甘肃相同。
至此，明朝从东北到西北的北方边境线上，形成了四个核心牧马基地，构成了完整的官营战马繁育体系。这些苑马寺拥有大片专用草场，配备专门的官员与牧人，集中饲养种马与繁育马驹，保障了北方边镇与京军的战马供应。
除了官牧体系的强化，朱棣还进一步推广民间养马制度。永乐十三年十二月，明朝在北京地区根据每户丁口数量推行民间养马，永乐十四年，朱棣接受大臣杨砥的建议，让屯田士兵也参与养马，进一步扩大了养马的范围。永乐年间的民牧标准调整为江北每五口人养一匹马，江南每十一口人养一匹马，相比洪武时期有所放宽，同时也完善了考核与奖惩机制。
永乐朝的马政效果十分显著，二十二年间，两京太仆寺孳生马驹约一百零六万匹，年均约四万八千二百匹。加上苑马寺与边镇的马匹繁育，明朝的战马储备极为充足，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坚实基础。
在军队编制上，永乐年间正式形成了京军三大营制度，其中骑兵占据了核心地位。五军营是京军主力，由步骑兵混合编组，其中骑兵约九千五百余匹，负责常规作战与战术演练。
三千营则是纯骑兵部队，最初由三千名蒙古降兵组成，后来规模不断扩大，是明朝最精锐的突击力量，主要负责战时冲锋与平时的巡护。神机营虽然以火器为主，但也配备了一万余匹战马，保障火器部队的机动性，同时也有骑马作战的火器兵，是世界上最早的火器骑兵雏形。
与此同时，朱棣以三大营形成了步骑炮协同的作战体系，作战时神机营先以火器轰击敌阵，打乱敌军阵型，然后三千营骑兵发起冲锋，五军营步骑兵跟进扩大战果。这种多兵种协同战术，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到了仁宣时期，明朝采取战略收缩政策，不再大规模主动出击蒙古，但马政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宣德十年间，两京太仆寺年均孳生马驹六万二千三百余匹，超过了永乐朝的平均水平。明英宗正统年间，马政继续发展，正统十四年间年均孳生马驹六万五千七百余匹，最高年份达到八万八千余匹，达到了明代官牧孳马的最高峰。
但在表面繁荣的背后，隐患也在不断滋生。随着社会稳定与人口增长，北方的草场不断被开垦为农田，王公贵族与军官也开始侵占草场土地，官牧的牧场面积不断缩小。同时马政系统的官吏腐败问题开始显现，克扣饲料、虚报数量的现象时有发生，民间养马的负担也在不断加重。这些隐患在正统末年终于集中爆发，酿成了土木堡之变的惨败。
这里还得补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养马的成本到底有多高，马的损耗到底有多吓人。马是活物，会病、会老、会在长途行军里掉膘倒毙。一次大规模的漠北远征，光是在路上损耗掉的马就可能是天文数字。
在洪武北伐时，明军一次次缴获战马几百匹、几千匹、上万匹，都要郑重记进史书，而反过来这恰也说明，平时攒马是多么艰难。更别提年景不好的时候，草料不足，战马瘦弱得骑都骑不动，这在明代边镇的奏报里是反复出现的老毛病。
后来我不记得是明哪朝，有一位兵部尚书形容明军中马匹的状态，用了一个特别扎心的词，说军中多马皮包骨，难以应敌。所以养马这件事，本质上是拿海量的资源去对抗马匹天然的高损耗，一旦资源跟不上，损耗就会像雪崩一样放大。
而明初为什么能在漠北跟北元拼消耗？就是因为那时候官牧、民牧、茶马三条腿都稳，能持续不断地补充。等这三条腿一条条断掉，明朝就再也没打过真正意义上的漠北远征了。
1449年，正统十四年，明军骑兵的转折点，这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日子，土木堡。这一战的前因后果，得从马说起。到正统年间，其实马政的很多问题已经冒头了。
草场被权贵占去放牧，官马被隐匿，民牧的马大量折成银子，养马苑一减少，为了完成摊派任务，养马官就多拿民间普通马匹来充作战马。这样的体系一到战时，很多明军骑兵根本没有马骑，最后只能几个人合用一匹，维持一个纸面上的骑兵数量。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瓦剌的也先南下攻明，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怂恿下，仓促决定亲征。二十多万大军，对外号称五十万，浩浩荡荡开出去，仗着的是朱棣留给后代的那点京营家底。
按理说，瓦剌要一口吃掉这二十多万人绝非易事。明英宗打的算盘，是寻找瓦剌主力决战。执行搜索任务的，是吴克忠的一万骑兵和朱勇的四万骑兵，任务一是当大军的后卫，二是咬住瓦剌主力，好让大军合围过来。
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瓦剌人常年在草原放牧，骑射功夫了得，明军派出去的哨骑，被瓦剌人像割麦子一样一个个猎杀掉。失去了眼睛的明军骑兵，在草原上就只能漫无目的地游荡。吴克忠经过必经之路鹞儿岭的时候，被瓦剌骑兵一鼓作气全歼。
朱勇带着四万人来救，监军刘僧贪功冒进，又一次踏进瓦剌人设在鹞儿岭的圈套，结果朱勇也跟着一头扎进去，被瓦剌人如法炮制地收拾掉了。这就是典型的葫芦娃救爷爷，一个接一个送。
失去了这两支骑兵的明军，这下彻底变成了瞎子。瓦剌人从容地跟着明军走，不怕被发现。等明军退到土木堡，才发现已经被瓦剌包围，就连土木堡唯一的水源被瓦剌占去，都毫不知情。
这一战里还有个细节特别值得琢磨，明军三大营当时携带了大约五万杆火铳，按说火力很可观。坏就坏在，天公不作美，连日雨雪，火铳的火药受潮，大面积哑火。
要知道明军早中期用的手铳，是需要一人持枪、一人在前点火的前装火门枪，装填繁琐，两三分钟才能打出一发，最怕的就是雨雪天气。
这五万火铳兵面对瓦剌骑兵反复冲击，手里的家伙根本使不上劲，就成了待宰的羔羊。二十万大军土崩瓦解，随征的马骡辎重二十余万，连同明朝多年积攒的军事家底，一战清空。最要命的是，皇帝本人也成了俘虏。而土木堡之变，表面上是军事失败，骨子里是马政和制度的一次总崩盘。
战后，明朝对蒙古的战略由进攻彻底转为防御。为了应急，朝廷不得不从各地临时抽调马匹充实京营，还搞了个寄养马的办法，就是选马养在顺天府近京的州县，以备京师有警时取用。但这些马的质量，跟明初官牧养出来的，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明朝骑兵的优势，从此开始逆转。
另外，土木堡之所以会变成明军单方面挨打，根子上是因为明军失去了战场感知能力，草原对明军来说变成了一片战争迷雾。而为什么会失去感知能力？是因为明军的哨骑不行。
那有人会问了，哨骑为什么不行呢？因为马政废弛，骑兵战斗力严重下滑，几个人合骑一匹马，怎么去执行大范围侦查？从土木堡到后来的萨尔浒，明军屡屡在优势兵力下被伏击全歼，本质上都是同一个病，眼睛瞎了。
至于接下来的故事，就是一条漫长的下坡路。我们可以把它叫糜烂期，因为不是一下子垮掉，而是一点一点烂进去的。烂的过程里，你会看到朝堂上有无数聪明人，写了无数奏章，出了无数方案，却几乎每一个都被现实按在地上摩擦。
第一个烂掉的，是草场。明史兵志里说得非常直白，按明世马政，法久弊丛，其始盛终衰之故，大率由草场兴废。这句话是理解整个明代马政问题的总纲领。
草场这个东西，是官田的一部分，明初在大江南北、辽东、北直隶、西北设了一大片，据明末不完全估计，明初的草场大概有六十万顷。但到了中叶，各种庄田大量出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草场面积跟着急剧缩水。
最典型的就是陕西，陕西是明朝最重要的养马区，又处在跟蒙古对峙的前沿。永乐初年，陕西苑马寺设了六监二十四苑，草场有十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顷，养马军额定一千二百二十名。可到了弘治十三年，也就是1500年，兵部主事李源奉旨去查勘，发现草场只剩六万六千多顷，整整少了一半。
养马军只剩七百四十五名，马匹更是从原定的十几万匹，掉到了弘治十五年时的三千八百一十四匹。你没看错，从十几万掉到三千多，差了几十倍。同一时期，陕西的监苑范围也从明初的跨两千余里，缩到只剩长乐、灵武二监，牧地不过数百里。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有这么几条。
其一、私茶太猖獗，茶叶走私一多，番族就不肯拿好马来换官茶了，茶马互市换回来的马越来越差。弘治年间大学士李东阳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意思是金牌制度一废，私茶一盛，官府又老拿劣茶糊弄番族，番人心里有气，就故意拿瘦马来应付。官府的茶越换越亏，番族的马越交越差。
第二，蒙古不断骚扰抢掠，陕西、延绥一带成化以前没有边墙，蒙古骑兵可以随便进出。弘治十四年，蒙古人从花马池拆墙入寇，深入陕西内地，明军一战就丢了三千九百匹战马，大部分是被抢走的。
第三，也是最要命的，王府、勋戚和军官把草场占了当庄田，或者被军人开种盗卖。弘治十八年，陕西苑马寺卿车霆上奏说，原本苑马寺在临洮府那边的熙春监、康乐等苑，因为马政废弛，地荒了，就被肃王府占为己有。这种事，在明代中后期简直是家常便饭。豪强之家垦种草场、私相买卖，朝廷虽有禁令，但占佃已久，根本清不动。
当然，面对这个烂摊子，明朝也不是没人想救。最著名的一次抢救，就是杨一清督理陕西马政。弘治十五年，也就是1502年，兵部尚书刘大夏推荐南京太常寺卿杨一清，以副都御史的身份去陕西总管马政。
杨一清是江苏丹徒人，成化八年的进士，常年在陕西做官，对西北边事熟得不能再熟。孝宗给他的敕书里说得明白，说陕西设立寺监衙门，专管牧马，早年边方所用马匹全靠这里，近来官不得人，马政废弛殆尽，特命你前去整顿，凡是侵占的草场，严令退还，权豪势要敢阻挠的，该拿问的拿问，该参奏的参奏。这个授权，给得很足，说明中枢当时是真想动手术。
而杨一清到任以后，立刻干了几件大事。一是修边墙、设卫所，先把蒙古人挡在外面，不让草场再被抢。他亲自从庆阳环县一路查到宁夏花马池、兴武清水营，直抵灵州，逐段勘察边墙、城堡、烽台，定下了固边防、壮边兵的一整套方案。
二是清查被侵占的草场，凡有侵占的，令其照数退还。三是严禁私茶，恢复金牌勘合制度，把茶叶的利牢牢攥在官府手里，还专门派官常驻临洮巡视。四是增加种马、扩充牧军，从太仆寺调了一万二千两银子，买了种马两千匹发下去牧养。
一开始，杨治的效果是真不错，经过他几年的整顿，陕西草场恢复到了十二万八千四百七十三顷，跟原来十三万多顷差不了多少。茶马互市也活了，四年时间换回马九千多匹，官茶还积了四十多万斤。
明人写的《名卿绩纪》里说，杨一清在陕西斥退贪官，几年下来马匹渐渐蕃息，天下都认为他有本事，后来让他总督全陕三边军务。他自己还写过诗，描述修好边墙后边境安定、军民乐业的景象。一个文官，把马政和边防一起盘活了，这是明代中后期少有的亮色。
但这个亮色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在于，杨一清的改革，败给了朝堂斗争。正德二年，也就是1507年，太监刘瑾专权，排斥异己，杨一清也被刘瑾不待见，只好称病回家。
而他前脚刚走，辛辛苦苦恢复的草场和马政，没几年就又废了。明史记载，说及一清去官，未几复废。自后言马事者颇众，大都因事立言，补救一时而已。也就是说，杨一清之后，再没人能成系统地救马政了，大家都是哪儿漏补哪儿，应付一天算一天。
从这可以说，杨一清救不了，是因为马政的病根，已经不在马政本身，而在整个国家的财政和土地制度。由此，到这里就要讲到马政衰败最核心的那个机制，折色，也就是把养马折成收银子。
成化二年，也就是1466年，明朝开始在南方推行马匹折色。后来南方基本全折银，北方也得折七成。成化四年，专门设了太仆寺常盈库来存这笔马价银，一开始库银只有三万多两。
折色这个东西，表面上是替百姓减负，实际上是把实物军备变成了货币储备，等于给朝廷开了一个可以随时支取的活期账户。
到隆庆二年，也就是1568年，有个叫武金的人出了个更狠的主意。他说，种马本来就是用来繁殖备用的，现在备用马都另外买了，那还要种马干什么？
不如把每匹种马折银三十两解到太仆寺，种马全部卖掉，直隶、山东、河南十二万匹种马，一匹卖十两，就能得银一百二十万两，还能额外收草料银二十四万两。
当时御史谢廷杰对此坚决反对，说这是祖制，关系军机，废不得，但明中期边疆大规模战事暂缓，且财政一直是困扰明朝历任皇帝的核心问题，故而兵部最后还是支持了卖马的方案。
到万历九年，也就是1581年，张居正主政，力主把剩下的种马全部卖光。这一下，太仆寺的马价银是越来越多，账面上积到了四百多万两。
可你别高兴太早，这也正是灾难的开始。因为太仆寺一旦有了银子，就成了朝廷的一块肥肉。国家修宫殿、办庆典、发赏赐，动不动就来借支。马价银从此有了一个尴尬的双重身份，它既是养马的钱，又成了朝廷的应急钱。而只要它成了应急钱，它就注定留不住。
到万历年间打了宁夏和朝鲜两场大仗，太仆寺的库银就只剩四分之一了。朝鲜用兵那一场，百万两的积攒荡然无存，到后来账上只剩十几万两。
崇祯初年有人核查，户部、兵部、工部三个部门借支太仆寺的马价银，累计竟然达到一千三百多万两。更荒诞的是，到了一线，一匹该发三十两银子的骟马，州县往往拿几匹只值几两银子的驽马糊弄上去，还照样寄养在马户家里，害民的程度一点没减。钱花了，马没到，百姓还更苦了。这就是折色制度最丑陋的结局。
与此同时，马价银的崩塌，亦直接反映到边镇上。明初，九边各镇的马额是很可观的。按明代政书和《九边图论》这类文献的记载，宣府镇原额马匹五万五千余匹，大同镇五万余匹，延绥镇四万三千余匹，甘肃镇二万九千余匹。
这些数字未必精确到个位，但足以看出明廷当初对九边骑兵的重视。可可到了隆庆年间，宣大山西三镇的实际在营马匹，连原额的一半都不到。《明史》记载，延绥三十六个营堡，从弘治十一年起，十年间靠太仆寺银子买了四万九千多匹马来补，可见这边的窟窿有多大。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1550年的庚戌之变。土默特部的俺答汗率军突破古北口，一路逼近北京城下。明军因为营马空虚，竟然不得不拿民间的骡驴来充作骑乘，兵部尚书丁汝夔调度无方，各路将领都闭营自守，任由俺答在畿辅一带大肆掳掠。
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防卫，居然要靠骡驴来撑场面，这是什么概念。你放到今天，就好比一个国家的航空兵没飞机了，临时找了批农用无人机去拦截敌机，荒唐得让人不忍细看。
到庚戌之变以后，明朝的思路就又变了，从硬扛改成怀柔。隆庆五年，也就是1571年，俺答汗上表称臣，明朝跟他达成了封贡和议，开了马市。总督王崇古主持市马，一次就买了七千多匹，价银九万六千多两。
马市这个东西，当然有它积极的一面，它能换来马、能换来边境几十年的太平。但某种程度上，它也是明朝已经无力在军事上维持绝对压制的一个信号。你打不动人家了，就只能坐下来做买卖。明初是拿茶去换马，是居高临下地施恩。明中后期开马市，就带上了几分不得不为之的无奈。
那么，明中后期的骑兵，就真的完全不行了吗？
也不是，这里有个特别值得说的东西，也是明粉普遍都知道的，那就是家丁制度。
实际上，明中期的家丁制度，是以卫所屯田制度被破坏为前提的。明初建立卫所，主要靠屯田收入来供养军队，国家能以最低成本养着一支庞大的军队。
可年头一长，土地兼并越来越凶，官僚、藩王、豪绅、边境军官一起抢军屯官田，到嘉靖时期，甚至到了屯田十无一存的田地。
原本在边境屯种的卫所军士失去了生活来源，很多人不得不投到那些有实力的边将门下接受占役，久而久之就成了边将的私属家丁。而边将的田产大多靠近北方边塞，天天面对蒙古势力的威胁，必须有固定的武装来保自己的产业，于是那些勇猛强悍的军士被选中，跟着主子征战，这就是军事家丁最基本的来源。
广义上，家丁的来源很多元，既可以从民间招募，比如李成梁收召四方健儿，给以厚饷，用为选锋。也可以从归降的蒙古人中招收，比如李成梁帐下的家丁李宁、李平胡，就是降夷出身，祖大寿家丁里也有很多夷人。
按关系来说，家丁是主帅的私属部队，经过边将亲自挑选、严格训练，战斗力远高于普通士兵，弓马娴熟、技艺过人、勇猛敢战。嘉靖之前，家丁还不被国家正式认可，养家丁完全由将领自掏腰包。大约到嘉靖时期，家丁逐渐转向国家供养。到万历时期，家丁由国家公养才成为定制。
家丁的战斗力有多强？嘉靖时期的将领梁震，靠着手下家丁在边境作战，前后百十战，未尝少挫。另一位边将马永，手下有家丁百余人，都是西北健儿，骁勇敢战。
万历年间的猛将刘綎，所招致的奇材剑客在众将中堪称第一。比如李成梁的麾下家丁李宁，跟随李成梁进击蒙古时，一刀砍中太宁首领伯言的叔叔花大的脸，又射中他的胳膊，打得对方营中哭成一片才撤走。
到明末，吴三桂麾下的关宁铁骑，核心也是家丁出身，据《明季北略》记载，关宁军有彝丁突骑数千，尤为雄悍，敌人望见就逃。可以说，明代中后期局部战场上那些骑兵的高光时刻，基本都跟家丁有关。
不过，不知道有没有人想过，家丁为什么在对付蒙古人时这么好用？以及家丁究竟算步兵还是骑兵？
实际上，这里有个门道，我们知道，在明代蒙古人的入侵模式是，往往先集中一点攻破边墙，然后以少数精锐骑兵带着多数武装牧民组成的千人队四下劫掠，也就是精锐在前、老弱在后。其战斗力最强、装备最好的那部分跑在最前面，后面的武装牧民战斗力参差不齐。
而据明人笔记记载，当前面精锐部队受到挫折的时候，剩下的蒙古人就会毫无战场纪律地作鸟兽散，迅速撤离。即可谓，虏最畏劲敌，我军能斩彼一二先驱者，即啮齿而遁，如鱼骇鸟惊。
有鉴于这点，明代部分将领往往喜欢将家丁集中编组，形成上马能突击、下面可步战的精锐。其作战勇猛、弓马娴熟、机动性强，往往只要迎头赶上，把蒙古人的前锋重创甚至歼灭，剩下的人自然就一哄而散。所以家丁制度在对抗蒙古的岁月里，是一剂相当管用的良药。
但家丁制度也有它非常负面的一面，而且这负面的一面，恰恰为明朝后来对抗后金八旗的失败埋下了伏笔。边将把大部分资源都倾斜给家丁，就严重削弱了正兵的战斗力。家丁虽强，但整支部队的整体战斗力却在下降。少量家丁，对付已经退化了的蒙古人是够用的，可面对比蒙古人强悍得多的女真人，就完全不够看了。
徐光启在他的奏疏里就直言，萨尔浒之败，根源就在于各边将过分依赖家丁，正兵缺少训练。他说，今地大人众而不选不练，征兵十万，大半脆弱，集合诸将，仅得精勇家丁数千，又分四路。
所以说，家丁制度，说到底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它在卫所崩坏、募兵质量不高的空档期里，勉强撑住了明朝千疮百孔的边防，可它同时也让明朝彻底放弃了对正兵的经营。等到更强悍的对手出现，这个靠着少数精锐撑起来的体系，就一戳就破。
到十七世纪，明朝这台腐朽的国家机器再次失灵，连养家丁的钱都快拿不出来了。而恰恰在这时候，关外的后金崛起了。这两件事碰在一起，就是晚明骑兵的悲剧。
先说对手的变化，跟明代中期的蒙古人相比，后金八旗有几个根本性的不同。第一，八旗有更强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这是退化后的蒙古人所不具备的，徐光启说他们简练训齐，不合于法者鲜矣，意思就是令行禁止、训练有素，不会像蒙古部队那样一遇挫折就四散逃跑。
第二，八旗装备精良，披甲率极高，努尔哈赤长期经营铁匠产业，盔甲、面具、臂手全是精铁，连马都披甲。第三，八旗步骑俱精，单兵战力没有明显短板，既能以铁骑奔驰冲突，步兵也极精，分合有法。而蒙古人据《夷俗记》记载是不擅长步战的。
第四，也是最要命的，八旗的战法不是精兵在前、老弱在后，而是死兵在前、锐兵在后，前面披重甲骑双马的死兵冲阵，即便战死，后面的锐兵接着上，谁后退就被后面的锐兵杀掉。这种打法，韧性远非蒙古人可比。明军那套靠少量家丁冲击前锋、把对手冲散的打法，碰上八旗就完全失效了。
1619年的萨尔浒之战，就是明金之间的第一次大决战。这一战，明军四路分进合击，被努尔哈赤一个一个击破，本质上就是一场战场单向透明的悲剧。
由于四路明军普遍缺马，对附近的敌情是一抹黑，派出去侦查的哨骑又被女真人全部猎杀。等明军遭遇伏击的时候完全不知情，还没等阵型摆开就被消灭了。
拿刘綎这一路为例，他深入后金腹地三百多里，这时候杜松已经兵败身死，可明军由于缺少哨骑，互相之间通讯不了，刘綎完全不知道杜松那边的情况。等努尔哈赤杀到刘綎面前的时候，刘綎还保持着行军队列。
他想抢占山岗布阵，后金军却先一步占了制高点，刘綎的后营还没等布阵就被冲垮消灭了。你看，从土木堡到萨尔浒，隔了一百七十年，明军犯的还是同一个错，眼睛瞎了，队没展开，就被人一锅端。
不过也得客观地说，即便在萨尔浒，明军骑兵还是打出了血性。史料记载他们多次发起突击，一度歼灭了一千多名八旗兵。问题不出在勇气，出在指挥和协同。
明军士兵来自五湖四海，征派的、雇募的都有，统御困难，训练不足，胜了就一拥而上，败了就各自瓦解，全靠将领身边那几家丁撑着。这种队伍，碰上纪律严明的八旗，输是必然的。
等到1629年的己巳之变，后金绕道入关，兵临北京。满桂率领五千骑兵守卫京城，面对清军大军的合围，崇祯又反复催促出战，结果满桂四战皆败，最后战死。五千骑兵，放在明初可能只是一个零头，可放在这个时候，却已经是帝国能拿出来守国都的全部家底了。
这一时期，明朝骑兵最后的门面，是所谓的关宁铁骑。这个名字其实是后人的概括，当年并没有这个正式番号，它核心指的是祖大寿麾下的一支精锐骑兵。这支部队的骨干，是三千上下的蒙古骑兵，也就是夷丁。
明朝把归附的蒙古人单独编成夷丁营，不跟汉兵混编，全部是骑兵，每人配两三匹战马，饷银是普通骑兵的两倍以上，最高的能拿到五两一个月。这些人就是关宁军最精锐的突击力量，也是明末文献里说的关宁铁骑的核心。
说起来，关宁铁骑确实能打。1626年的宁远之战和1627年的宁锦之战，他们配合火炮守城，击退了后金军队，打破了八旗军战无不胜的说法。
1629年的广渠门之战，他们也参与了保卫北京，对清军形成了有效的阻击。但必须说清楚，这些胜利基本都建立在凭坚城、用火器的基础上。一到野战，关宁铁骑能击败八旗的一些旗，却仍然不是清军正黄旗、镶黄旗的对手。
据记载，1632年皇太极进攻察哈尔部，关宁铁骑趁机偷袭，一连击败了满洲六旗，最后还是正黄旗主将扬古利死战，才把关宁铁骑顶了回去。
到1642年的松锦大战，这是明清之间最后一场大决战。洪承畴统帅的十三万大军里，骑兵四万、步兵九万，比例其实不算低。其中，关宁铁骑由吴三桂指挥，不过实际投入战斗的估计不超过五千人，是当辅助兵种用的。
结果洪承畴在兵部陈新甲的促成下一再犯错，没有采纳部下保障后方粮道的建议，被清军切断了补给线，对方用围点打援、壕沟伏击的办法慢慢磨。关宁铁骑在突围的时候损失惨重，整支大军也跟着崩了。
松锦之后，明朝的骑兵就再也没缓过来。
说到这，可能有人会拿一句老话来说事，说明朝是因为发展火器、不发展骑兵，才自废武功的。这个观点我得专门驳一驳。它经不起推敲。
实际上，明军在辽东战场上的骑兵比例其实并不低，松锦大战里骑兵四万、步兵九万，这个比例跟同期欧洲一些国家的军队比，一点都不寒碜。
其次，火器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必然导致骑兵衰落，恰恰相反，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奥斯曼帝国，都在火药武器普及之后，出现过一波重骑兵潮流，因为大家发现加厚铠甲还能对抗早期枪弹。
问题的点在于，明朝只有原始火铳，且还普遍质量不齐，根本不具备让骑兵退场的技术条件。所以明军骑兵的早衰，原因不在火器，而在别的地方，在马政废弛，在财政枯竭，在兵员素质和训练的全面下滑。把锅扣给火器，是最省事也最不负责的甩锅。
松锦之后，明朝的骑兵就彻底没救了。太仆寺那点马价银，早就被借支得干干净净。崇祯年间为了打内外战争，朝廷加派辽饷、剿饷，马价银催征得没边，马户逃亡相望，太仆寺的官马名存实亡，军中的马匹大多瘦损不堪。
另外，明末农民军之所以能在陕西、山西、河南、湖北之间流动作战、屡剿不灭，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掠取、收编了大量的马匹和溃散的边军骑兵。
而官军追不上他们，表面看是步兵不努力，根子上其实也是官军自己的马不够。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李自成进北京时，甚至京营里也几乎已经没有可用战马了。
与之相反的是，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麾下倒已经有一支规模可观的骑兵队伍，而这支队伍的底子，正是从明朝那套行将就木的军事体系里一点点漏出来的。
不过最有讽刺意味的一幕出现在明朝灭亡之后。1644年以后，那些前明的精锐骑兵，不管是跟着吴三桂、唐通倒向满清的，还是为李自成等农民军效力的，甚至包括被后人讥讽无能的江北四镇，一旦归降，都被新朝当成了宝贝。连多尔衮都下令保留他们全部的骑兵分队。
这些曾经的明军精英，摇身一变成了清朝问鼎天下的急先锋，从山海关一路冲向潼关，又从长江口饮马到南海边。用一种非常讽刺的方式，反证了他们本身其实并不弱。弱的从来不是这些骑手，弱的是那个养不起他们、也用不好他们的旧王朝。
SO,从元末的重装对抗，到洪永的巅峰，再到土木堡的转折，接着是中后期的糜烂，最后是晚明的消逝。我们把它回过头来再捋一遍，会发现问题其实特别朴素，朴素到有点残酷。
明代骑兵的兴衰，说到底，是马政的兴衰。而马政的兴衰，说到底，是国运的兴衰。
事实上，明代骑兵的兴衰，始终与马政制度紧密相连。而明朝的马政主要由官牧、民牧、茶马贸易与马市四个部分组成，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战马供给体系。这一体系在明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弊端不断显现，最终走向崩溃，也直接导致了骑兵的衰败。
这之中，官牧体系是明朝战马的核心来源之一，由太仆寺与苑马寺共同管理。太仆寺掌管两京与内地的官马，苑马寺掌管北方边境的牧马。官方牧场拥有专门的草场与牧人，集中繁育战马，质量相对较高。
明初，官牧体系完善，草场充足，马匹数量不断增长。但明中期以后，草场不断被侵占，管理日益腐败，官牧逐渐衰败。到明朝后期，大部分苑马寺已经名存实亡，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战马。
而民牧制度是明朝为了弥补官牧不足而推行的民间养马政策，从洪武年间开始推行，历经多次调整，从按户养马到按丁养马，再到按田养马。
这一制度的初衷是利用民间资源养马，减轻朝廷财政负担，同时让马匹平时可以用于农业生产，战时征发为军马。在制度推行初期，确实取得了一定效果，马匹数量快速增长。
但民牧制度存在先天的缺陷，首先是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南方农耕区本来就不适合养马，强制推行导致事倍功半。其次是赔偿机制过于严苛，养马户需要承担马匹死亡与不产驹的全部风险，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倾家荡产。
第三是各级官吏的盘剥，点验、考核都成为官员勒索的借口，百姓苦不堪言。到明朝中后期，民牧已经从一项惠民政策变成了苛政，不仅无法提供优质战马，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
除此之外，茶马贸易是明朝西部马匹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民族政策。明朝通过垄断茶叶贸易，控制西番部落，换取战马。
明初茶马贸易制度严格，比价合理，马匹数量充足。但随着官方压低马价，私茶泛滥，官方茶马贸易逐渐衰落。虽然明朝多次整顿，但始终无法解决私茶问题，到明朝后期，茶马贸易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战马。
至于隆庆以后的边境马市，则成为明朝后期马匹的主要来源。但马市受政治局势影响很大，一旦双方关系紧张，马市就会关闭。而且通过马市购买的马匹价格较高，对于财政困难的明朝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
说到底，明代马政衰败的根源，本质上是土地、财政与制度三重矛盾的结果。首先是土地矛盾，养马需要大量的草场，而明朝中期以后人口增长，土地兼并严重，大量草场被开垦为农田，牧马的空间不断被挤压。
根据估算，养一匹马需要的草场面积，如果用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在人口压力下，农业生产必然会挤占牧马用地，这是农耕王朝养马的先天矛盾。
其次则是财政压力，养马是一项成本极高的事业，无论是官牧还是民牧，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明朝中期以后，财政日益困难，朝廷不断削减马政投入，导致官牧无法维持，民牧的补贴也无法落实，最终只能将负担转嫁给百姓，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则是制度性腐败，马政系统的官员利用职权侵占草场，克扣经费，勒索百姓，导致制度不断异化，原本的设计完全走样。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任何好的制度最终都会败坏，马政就是典型的例子。
另外，与后金的八旗骑兵相比，明朝骑兵在制度与战术上都处于劣势。后金的八旗制度兵民合一，士兵自幼骑射，战斗力强，而且后勤成本低。而明朝的军户制度不断败坏，士兵地位低下，训练废弛，骑兵的骑术与作战素养都远不如后金。加上明朝后期马匹不足，质量不佳，自然无法与后金骑兵抗衡。
由此，纵观明代近三百年的历史，骑兵从来都不是无关紧要的配角，更不是孱弱的代名词。从江淮起兵时的艰难起步，到洪武永乐年间的逐鹿漠北，从土木堡的惨败到明中期的战术转型，从万历年间的境外征战到明末关宁铁骑的最后坚守，明代骑兵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一直觉得，马政这个东西，特别像一面镜子。它照出来的，是一个王朝能不能长期、稳定、低成本地动员资源。马政的败坏，其实遵循着一个特别经典的规律，就是成本转移。
朝廷不愿意或者没能力承担养马的直接成本，就把它转嫁给百姓。百姓承担不了，就逃亡或者作假。地方官完不成指标，就拿劣马、瘦马来凑数。朝廷一看实物收不上来，干脆改收银子，银子一多，又被挪去填别的窟窿。
转来转去，每一环看上去都在解决问题，实际上只是把问题往下压了一层，压到最后，压成了一座随时会塌的沙堆。等到边关真的需要马了，你回头去找那个源头，发现源头早就空了。
而有明一代，这种层层转移、层层稀释的溃败方式，不光发生在马政上，也发生在卫所上，发生在屯田上，发生在明朝几乎所有曾经运转良好的制度上。它们不是被一场灾难一次性摧毁的，而是被日复一日的凑合和挪用，慢慢泡软的。
这里面最让人感慨的，是明朝明明知道问题在哪，却始终解决不了。从马文升到李东阳，从杨一清到后来的无数言官，奏章连篇累牍，方案一套又一套。可每一次改革，一旦触动了权豪势要的利益，或者一旦主持改革的人离了位，成果就迅速化为乌有。
杨一清那句及一清去官，未几复废，几乎是整个明朝改革史的一个缩影。事实上，改革的成败，从来不取决于方案本身聪明不聪明，而取决于有没有一个能长期支撑它的制度环境。
但明朝最缺的，恰恰就是这个。你可以有最聪明的方案，最拼命的大臣，但只要背后那台机器本身是锈的，你换多少个零件都是白搭。
有时候作为三分之一个明粉的我偶尔也会想，如果朱元璋地下有知，看到他精心设计的这套马政，两百年后变成了这个样子，会是什么表情。他一辈子省吃俭用，把马政当成命根子，写进法典，定成祖制，可他管得住自己，管不住子孙，管得住条文，管不住人心。
祖制这两个字，在明朝是有魔力的，谁都不敢轻易改动，可谁都在悄悄地违反。这就是明朝这套制度最吊诡的地方，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制度，越容易在无人敢碰的表象下，被蛀空。等到你终于想去碰它的时候，它已经是一具空壳了。
明史兵志最后那句总结得极好，盖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云。由此，马政不过是那个大崩溃里，最早也最安静的一声断裂而已。它断的时候，没多少人听见，可等到所有人都听见的时候，整个王朝，却已经塌了。
有道是，丧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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