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春，北京城换了旗号，原禁卫军士兵王某站在营门外，手里的步枪已经上交，身上的制服也不再代表任何朝廷。有人回了乡，有人继续当兵，也有人在乱局中失去了生活方向。清朝覆亡后，军队并没有凭空消失，而是被拆散、改编，流入了民间与各地武装。
“百万清军”这个说法，听起来声势浩大，实际却不能理解为一支统一调度的现代军队。晚清的军队由八旗、绿营、防军、新军以及地方团练等多种力量组成，编制、装备和训练差别极大。到了清末，真正拥有近代化训练和枪炮装备的，主要是新军，许多旧式部队早已名存实亡。
清军早年并非不善战。努尔哈赤起兵后，八旗军在辽东迅速崛起，入关之初也保持着强劲的机动能力。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征讨准噶尔时，清军曾展现出相当的组织力。
问题出在制度停滞。火器更新缓慢，军饷层层拖欠，训练流于形式，军队与地方财政、官场关系纠缠在一起。鸦片战争以后，清军面对西方近代军队屡遭挫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覆灭，更暴露出装备、指挥和后勤体系的整体缺陷。
不过，不能把所有清军都归为“腐败无能”。1894年黄海海战中，邓世昌率舰作战至沉没，就是旧体制下仍有军人尽责的例子。遗憾的是，个人勇气无法弥补制度性短板，几名将领的拼死作战，也改变不了大势。
清帝退位后，最体面的去路是改编。北洋新军中的许多部队被民国政府接收，番号换了，军饷来源变了，军官和士兵却仍在原有体系中发挥作用。袁世凯掌握的北洋军，就是清末新军发展而来。后来直系、皖系、奉系等地方军事集团，也都吸收了大量旧军官和旧士兵。
这类变化说明，王朝军队与现代国家军队并不完全相同。军人效忠的对象，往往既有朝廷，也有长官、乡土和能够发放军饷的人。旗号一换，很多人仍要靠持枪谋生。有人转入民国军队，有人进入地方保安队，还有人跟随地方实力派辗转各地。
数量更大的那部分人，则解甲归田。清末军队中有不少士兵本就来自农村，服役是为了吃饱饭、养活家人。失去编制后，他们带着少量积蓄返回故乡，重新务农。对普通士兵而言，回家并不意味着耻辱，而是乱局中较为稳妥的选择。
也有一部分人没有回到村庄。辛亥革命后，各地政权更替频繁，枪支流散，地方治安薄弱，旧军人、溃兵和地方武装混杂在一起。有些人加入民团，有些人投靠军阀，少数人则沦为土匪。这里面既有主动为乱者，也有被饥饿和战乱推着走的人，不能用一个标签概括。
香港九龙城寨常被说成“清军后裔留下的最后据点”，但这个说法需要谨慎。九龙寨城在清代确有官署和驻军，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签订后，清政府仍保留城寨内的行政权。1899年英方接管新界时，清方官员和驻军离开，原有驻军并没有成建制地一直留在那里。
此后，城寨仍保留着特殊的历史地位。清朝灭亡后，民国政府没有持续有效管理，英国方面也长期不愿直接介入，城寨逐渐形成复杂的自治状态。二战后，大量贫困人口进入，房屋不断加建，治安、卫生和消防问题日益严重。
有人曾对记者说：“这里虽然拥挤，却让许多家庭有了落脚处。”这句话并非为城寨的混乱辩护，而是说明那里同时存在生计需求与公共安全隐患。九龙城寨并不是一支清军保存下来的营地，更不能简单说城中居民都是清军后代，但它确实保存了晚清以来主权交错、人口流动和社会失序的历史痕迹。
1970年代，港方多次加强治理。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九龙城寨的处理被提上议程。1987年，中英双方达成清拆协议，居民陆续迁出。1993年，城寨建筑被彻底拆除，原址后来建成公园。
清朝军队的去向，因而不是一条单线故事：新军进入民国军队，旧兵回乡务农，部分人转入地方武装，也有人在动荡中沉沦。至于九龙城寨，它留下的并非一支完整清军，而是王朝瓦解后人员、制度与地方秩序彼此错位的复杂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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