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57年，长安未央宫，汉景帝刘启即位不久，便把一件看似礼制、实则关乎皇统的大事提上议程：为高祖刘邦和父亲汉文帝刘恒立庙。这个安排很有讲究，因为在当时，谁能立庙，往往不只是看功劳，还要看血统和名分。
庙号并非汉朝首创。商代已有太祖、太宗、中宗等称号，但数量极少，通常只给开创基业或挽救国运的君主。周代更重视谥号，秦始皇又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之嫌，干脆将其废止。到了汉朝，谥号恢复，庙号也重新进入政治礼制。
只是汉代的庙号非常珍贵。皇帝去世，并不等于自动拥有庙号；即使功绩显著，也未必有人愿意为他立庙。庙宇一旦确立，便意味着后世承认其在皇室祭祀中的特殊地位，这里面掺杂着评价，也掺杂着现实政治。
刘邦去世时，汉廷还没有成熟的庙号制度，吕后与汉惠帝只给他定了“高皇帝”的谥号。“高”字并非旧有谥法中的常规用字，却被用来形容建立汉朝的巨大功业。后来史家称刘邦为“高祖”，于是民间常把他的庙号也说成汉高祖。严格说来，他的庙号是汉太祖，谥号是高皇帝。
汉文帝刘恒的庙号，则与一次皇位调整紧密相连。吕后死后，功臣与宗室迎立代王刘恒，既避开了吕氏势力，也没有按照通常的嫡长系次序拥立刘邦长孙刘襄。刘恒登基后，名分始终有一层微妙之处。
因此，汉景帝为父亲和高祖立庙，不单是追尊祖先，更是在向朝廷内外确认这一支皇室的正统地位。刘邦被定为太祖，刘恒被定为太宗。汉惠帝刘盈虽然曾经正式即位，却没有获得庙号，这既与功绩有关，也与汉景帝有意突出自身继承合法性有关。
汉武帝刘彻的庙号，来得更迟。元鼎年间以后，连年用兵和财政压力使社会负担加重，巫蛊之祸又造成严重政治创伤。刘彻去世时，汉昭帝没有立即为他立庙。直到曾孙汉宣帝刘询即位，这件事才重新被提起。
汉宣帝的身世，本身就是一桩名分难题。他的祖父刘据死于巫蛊之祸，父亲刘进也未能继承皇位，刘询年少时甚至以“罪人之后”的身份在民间长大。登基之后，他先为卫子夫、刘据及其家属恢复应有名分，又追尊汉武帝为世宗。
这场礼制调整当然引起争议。长信少府夏侯胜等人认为，汉武帝晚年造成的民生困顿和政治灾难，不足以支撑世宗之号。汉宣帝仍坚持推行，因为为汉武帝立庙，也是在表明自己是武帝一脉的正统继承人。功绩只是表面，皇统才是深层原因。
汉宣帝去世后，汉元帝没有为父亲立庙。到了汉平帝时期，王莽掌握朝政，为讨好太皇太后王政君，先后推动为汉元帝立庙，并把汉宣帝一并追尊。汉成帝、汉平帝也曾短暂拥有庙号，但这些安排带有明显的政治操作色彩。
刘秀建立东汉后，打出的旗号是恢复汉室，自然不会轻易承认王莽时期制定的庙号。他废除了汉元帝、汉成帝、汉平帝的庙号，连汉宣帝的中宗之号也一度撤销。建武十九年，刘秀重新处理皇室祭祀关系，承认汉元帝为自己的名义先祖，又恢复汉宣帝中宗之号。
至此，后世认可的西汉四个庙号才固定下来：汉太祖刘邦、汉太宗刘恒、汉世宗刘彻、汉中宗刘询。四人都很有功绩，但他们获得庙号的时机各不相同，背后都牵涉皇位传承与政治名分。
最令人疑惑的是汉景帝刘启。他平定七国之乱，巩固中央集权，又承接文帝时期的休养生息，为后来汉武帝的强盛积累了人口、粮储与财政基础。单论政绩，他完全不逊于部分拥有庙号的皇帝。
问题在于，汉景帝没有遇到那个需要借他来证明正统的人。刘邦、刘恒的庙号由他亲自推动；汉武帝追尊高祖一系时，汉景帝已隔得太远；王莽立庙主要为了王政君，刘秀恢复礼制时也只需尊崇汉宣帝。汉景帝不是功劳不够，而是没有成为政治安排中的关键一环。
西汉的庙号，既是功业评议，也是皇统确认，更是后世君主处理现实问题的一种礼制工具。只看战功和政绩，便很难解释汉景帝为何落选；把宗法、名分与权力安排放在一起，答案才逐渐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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