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红岩》的人，对渣滓洞里那个外号叫“猩猩”的看守所长不会陌生。小说里他阴森、冷酷、手段毒辣，是整座监狱里最让人恨得牙痒的角色之一。
很多人不知道，“猩猩”不是凭空虚构的，他的原型就是渣滓洞最后一任看守所上尉所长李磊。
李磊在历史档案里留下的直接记录不算多，但他的名字反复出现在脱险者回忆、大屠杀档案和当年特务系统的内部材料里。他和渣滓洞看守长徐贵林，一个外号“猩猩”，一个外号“猫头鹰”，是白公馆、渣滓洞那几十个看守人员里最死硬的两个。
脱险志士刘德彬后来向公安机关递交的书面材料里，把这伙人定性为“军统骨干人员，思想一贯反动，手段十分毒辣，纯属怙恶不悛、不可救药之徒”。
渣滓洞关押的政治犯回忆，渣滓洞里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给。新四军战士龙光章在狱中因不堪非人折磨惨死，难友们被迫推举代表与李磊交涉，提出了四项条件，其中第一条就是为龙光章开追悼会、设灵堂、集体送葬。李磊对大部分条件都答应了，唯独坚决不同意开追悼会，最后难友们集体绝食抗争，他才被迫让步。
1949年正月初一，李磊和徐贵林进城去了，狱中难友趁机向值班看守黄茂才提出春节联欢的要求，经过谈判才被允许。
女牢的难友把被面拆下来围在身上扭秧歌，男牢的难友表演“叠罗汉”，实际上是在借机侦查监狱外的地形，为越狱做准备。
这次联欢把特务们气得够呛，事后李磊下令把女牢的前门用砖全部堵死，在后墙另开一道门，与男牢隔开。女牢的难友出去倒尿罐，都要用四个兵押送。从那以后，渣滓洞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
真正让李磊的名字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是1949年11月27日的那场大屠杀。
那天晚上，渣滓洞前院特务办公室里换上了大灯泡，还出现了焚烧文件材料的火光，人员进出比平常频繁得多。有难友根据这些迹象推测“重庆解放的日子就要到了”，但谁也没想到，一场由李磊为主谋的大屠杀已经迫在眉睫。
红岩博物馆的档案有这样的记载：渣滓洞的屠杀分两边同时进行，白公馆那边由雷天元指挥，渣滓洞这边由李磊直接指挥，把关押的革命者提往松林坡刑场枪杀。由于开始得晚、路线远、行动慢，到深夜才提出三批共二十多人在松林坡枪杀，狱中还剩一百多人。
这时候敌人改了计划，以“马上转移，要办移交”为名，把男牢的革命者全部集中到楼下一至七号牢房，女牢的集中到楼下八号牢房。
然后就是那阵机枪声。看守长徐贵林一声口笛，枪口对准每间牢房同时开火，“哒哒哒”的机枪声在歌乐山下响了一整夜。五室的陈作仪腿被打断了，还大声斥责敌人。共产党员胡作霖用身体去堵机枪口。何雪松负了伤，硬撑着铆在牢门边挡住子弹。张学云和李泽两个人在风门口和刽子手夺枪，最后都壮烈牺牲。
前门扫射完，徐贵林又指挥刽子手绕到后窗扫射，然后打开牢门挨个补枪。13岁的流浪儿蒲小路满身是血从地上爬起来喊“我是小孩呀”，徐贵林咬牙切齿地回了一句“该死的小共匪，给我打”。
补枪完毕，特务们上楼搜刮难友留下的东西，把木柴堆在楼下，泼上汽油点火，整座渣滓洞烧成了一片火海。这场屠杀，渣滓洞有180人殉难，只有15人从血泊火海里逃了出来。
大屠杀结束后的第二天清晨，李磊率徐贵林和看守员、看守往小龙坎方向跑，准备打“游击”，跟解放军顽抗到底。他们搭上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副处长杨元森的汽车，经江北、邻水一路往广安方向流窜。
到了广安县回龙乡，李磊和徐贵林、事务员邓凯、看守兵戴仲文几个人把从渣滓洞烈士身上洗劫来的三只金戒指、五只手表和七支钢笔分了。这些人杀了人、烧了牢房，逃跑路上还在分赃。
到了南部县，李磊和徐贵林在二处科长徐信元的率领下，跟二处、警察局刑警处的“游击”武装五十多人合流，编入了胡宗南部七十六军八十师。但这伙人没撑多久，在三台县柏树乡被解放军一举围歼缴械。解放军当时不了解这伙人的底细，按照对待一般俘虏的办法把他们资遣了。
徐贵林被资遣后，1950年元旦只身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在岳父家里藏身。从1月11日开始，他挑着菜担子卖小菜，顺便观察社会上的动静，以为躲在远郊区不会有人认出他。但他没躲多久，就被曾住在渣滓洞附近多年的妇女叶兰英认出，1950年5月18日被执行枪决。
而渣滓洞“猩猩”李磊的下落，现在能查到的最远行踪，就是他在三台县柏树乡被解放军围歼缴械，然后因解放军不了解底细被当作一般俘虏资遣。
资遣之后他去了哪里，公开的权威史料里没有交代。
网上有一种说法，称李磊“重庆市解放后不久被人民政府抓获并被枪毙”，这个说法目前只能追溯到一篇网络文章，没有任何权威依据。
所以，关于李磊的最终去向，严谨的说法只能是：他在大屠杀后率徐贵林等人潜逃，随部被解放军围歼缴械，因解放军不了解其底细被当作一般俘虏资遣，此后下落不明，这意味着渣滓洞的头号刽子手很可能最终逃脱了。
李磊在渣滓洞留下过一句话，如今在渣滓洞的一面墙上依旧可见：“命令重于生命，工作岗位就是家庭。”
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这句话非常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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