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61岁，和老婆分床睡，夜里熬不住，我只能每天晚上出门溜达。说出来有点丢人，这“熬不住”不是别的，就是一个人躺在那张双人床上，翻来覆去，心口像被掏空了一块。老伴叫秀兰，比我小两岁，我们结婚整整三十七年了。三年前，她嫌我打呼噜，说跟拉风箱似的，吵得她成宿成宿睡不着，就搬到了次卧。我当时还嘴硬，说：“分就分，我一个人睡还能摊个大床，这些年被你挤兑够了。”可谁知道，真正分开了，受罪的是我。头一个月我还赌气，巴不得她别回来。到了第二个月，晚上一闭眼，身边没有她那熟悉的体温，我就跟小时候丢了娘一样，心里发慌。翻来覆去到半夜，实在受不住，我就爬起来穿上衣服出门，在小区里一圈一圈地转，转到腿发软，回家一倒头，天亮了就没事了。

时间长了，这倒成了我的习惯。每天晚上九点多，秀兰洗完碗，把次卧的门一关，我就坐在客厅里抽一根烟，然后套上那件灰扑扑的旧夹克，换鞋出门。小区楼下的路灯昏黄昏黄的，有几个老邻居还在下棋，我凑过去看两盘。卖水果的老赵远远喊我：“老丁，又出来消食啊？”我笑笑，说：“晚上吃多了，活动活动。”其实我晚饭就喝了一碗稀饭，哪来的食可消。我沿着街走到夜市，馄饨摊的香味飘过来，我一点也不饿，就是看那锅里的热气往上蹿，心里稍微暖和一点。走到十点半，再折回家。秀兰那屋的灯已经灭了，我轻手轻脚地洗漱，连水龙头都不敢开大，跟做贼似的。躺到床上，耳朵还竖着听隔壁的动静——她好像也没睡踏实，有时候翻身，有时候咳嗽一声。可我拉不下脸去敲她的门。

就这样过了两年多。我以为日子大概就这么平淡下去，反正老夫老妻，床头吵架床尾和，可床尾还没和上，床中间先隔了一堵墙。没想到，那天晚上，我撞上了一件让我心里翻江倒海的事。

那阵子秋凉，晚上风大，我往常走的那条街路灯坏了三盏，黑漆漆的，我就改道去了南湖公园。公园不大，晚上人少，只有几对年轻情侣躲在树影里。我沿着湖边溜达，远远看见一张长椅上坐着两个人，都裹着外套，凑得很近。本来我没在意，可路灯扫过去的一瞬间，我瞟见右边那个女人身上的蓝色棉袄——那不是秀兰的吗？她去年冬天让我陪她去商场买的，袖子上的白杠杠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我脚步一下子顿住了，心“突突突”跳起来。她怎么会在这里？旁边那个男人是干什么的？我使劲眯起眼，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戴副眼镜，正扭头跟秀兰说话。秀兰低着头，好像还在揉眼睛。老头抬起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我当时脑袋“嗡”的一声，一股热血往上涌。要不是我还剩点理智，就直接冲过去抓人了。我躲到一棵老槐树后面，眼睛死死盯着他们。过了一会儿，两人站起来，沿着湖边慢吞吞地走。秀兰走路有点跛，老头伸手扶她的胳膊，她没躲。我心里凉了半截，心想怪不得要跟我分床睡，原来是外头有人了。我一路偷偷跟着，一直跟到他们出了公园北门，老头往东走了，秀兰一个人往小区的方向去。我在她身后隔着二十多米，看着她佝偻的背影，突然觉得又恨又委屈。

回到家，秀兰那屋的门已经关死了。我坐在沙发上，烟抽了一根又一根，脑子里全是他们挨着的画面。第二天早上，她照旧起来给我熬粥，煎鸡蛋，问我昨晚睡得咋样。我阴阳怪气地说：“你管我呢，你睡得倒香。”秀兰愣了下，没接话。我又问：“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出去了？”她垂着眼皮说：“没有，我早睡下了。”她居然睁着眼说瞎话。我把筷子“啪”一放，想掀桌子，但想想一把年纪了，丢不起那个人，我还是忍住了。

接下来两天，我没出门溜达，憋着气在家里等着她露马脚。可秀兰除了每天下午出去买菜，晚上照样关门睡觉。到第三天，我实在忍不住了，晚上又去了南湖公园。这回我没提前走，躲在一处花坛后头，等了二十多分钟，果然，秀兰和那个戴眼镜的老头一前一后又到了长椅上。这回我学聪明了，顺着风慢慢挪过去，蹲在一丛冬青后面。只听老头低声说：“秀兰，你这个不能拖了，百分之七十不是小数字，得跟家里人说。”秀兰叹了口气：“老陈，你不懂，老丁那脾气，让他知道了，他非急出病来不可。再说孩子们都在外头，挣点钱不容易，我不想让他们再为我的事操心。”老头把一样东西递给她，说：“这是那天的造影报告，你再想想，支架手术现在很成熟，早做早踏实。”秀兰用手背抹了一下眼睛，说：“我再想想吧。”

听到这里，我耳朵里“嗡嗡”的，整个人跟被电击了一样。原来她不是给我戴绿帽子，她是病了？我猛地站起来，从冬青丛后面走出去。秀兰看见我，脸一下子白了，手里的纸往后藏，嘴唇哆嗦着：“你怎么在这？”我走过去，没吼，也没吵，只说了一句：“给我看看。”她死活不肯，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那个老头也站起来，扶了扶眼镜，说：“你就是老丁吧？我是秀兰的老同学，姓陈，退休前在第二人民医院心内科。秀兰这病是我无意中碰见她自己来打听才晓得的，我劝她别瞒着，她怕你担心。”

我颤抖着手把那张报告拿过来，上面写着“冠状动脉狭窄百分之七十，建议介入治疗”。密密麻麻的字我看不懂，但“狭窄”“介入”这几个字像针一样扎进我眼睛里。我蹲在地上，双手抱头，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秀兰蹲下来，拉住我的胳膊：“老丁，你别着急，我没事，就是有点堵，医生说放个支架就好了。我瞒着你是怕你血压又飙上来。你忘了你去年住院，大夫怎么交代的？让你少生气，多休息。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还能睡个安稳觉吗？”我说：“你分床睡，就是因为这个？”秀兰点点头：“你打呼噜我睡不着是真的，前阵子我总是心口发闷，晚上躺下更觉得喘不上气，就索性搬到次卧，免得你听见我翻来覆去担心。后来我去查出了这个病，更不敢跟你睡一块儿了——我怕万一夜里犯病，在你身边有个三长两短，你怎么办？”

我哽咽得说不出话。原来这两年多，她一个人扛着这个事，白天在我面前装没事人，晚上偷偷跑出来找老同学商量。我还怀疑她跟人搞暧昧，我真是糊涂啊。我站起身，拉着她说：“走，明天就去医院，做手术。钱的事你不用管，我把棺材本都取出来。”秀兰哭着点头：“老陈说，现在做支架，能报销一大半，咱家拿得出。”我转头对陈医生说：“老哥，谢谢你。”陈医生摆摆手：“谢啥，你们好好的就行。”

第二天，我陪着秀兰去了医院。办手续的时候，她抓住我的手，手心里全是汗。我说：“别怕，我守着你。”手术前，我给在北京的儿子和城里的女儿打了电话。两个孩子连夜赶回来，一进病房就哭。秀兰笑着说：“哭啥，小手术，进去睡一觉就出来了。”儿子红着眼说：“妈，你早该告诉我们。”秀兰说：“告诉你们干啥，你们工作那么忙，妈这点事自己扛得住。”

手术很顺利。秀兰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天就转回了普通病房。我守在床边，夜里不敢睡实，一会儿看她一眼，给她掖被角。她醒来的时候，看见我眼圈发青，嘴唇上全是泡，就嗔我：“老丁，你熬成这个样子，回头又该我伺候你。”我握住她的手，说：“伺候就伺候，只要咱俩在一块，咋都行。”她笑了笑，眼眶却湿了。

出院那天，我把次卧的床拆了，推到阳台。秀兰站在门口看着我，说：“你把我床拆了，我睡哪？”我说：“睡咱屋。你要是嫌我打呼噜，我就侧着睡，要不我买耳塞去。”秀兰扑哧一声笑出来：“谁还真嫌你打呼噜啊，当初不过是怕你醒了听我说心口疼，才编的瞎话。”我一愣，这才明白，原来她分床睡的借口也不全是真的。她怕的，是半夜在我面前露出不舒服的样子，让我睡不着觉。

当天晚上，我又躺回那张大床。秀兰穿着那件蓝色棉袄，靠在床头看电视。我躺在她身边，隔着被子拉住她的手，心里那个空荡荡的窟窿，终于一点一点被填满。夜里，我的呼噜还是照打，秀兰说她不嫌吵，听着那声音，反倒觉得日子还是安稳的。我也学乖了，不再拿“消食”当借口，吃过晚饭，就拉着秀兰出去走。从小区走到南湖公园，再从公园走回来。有时候碰见陈医生，他正和一群老太太打太极拳，看见我们就笑：“老丁，该好好锻炼了，别光散步，来练练八段锦。”秀兰推我：“去去去，练练没坏处。”我就站在最后一排，手忙脚乱地比画，秀兰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

如今，今年我61岁，分床睡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夜里我不再一个人溜达，身边有秀兰平稳的呼吸声，窗外再有风，心里也是暖的。人这一辈子，年轻时候为了鸡毛蒜皮吵吵闹闹，老了才知道，最要紧的就是身边那个知冷知热的人。爱这东西，有时候藏在瞒着你的话里，有时候藏在偷偷抹掉的眼泪里，有时候就藏在一句“你打呼噜我不嫌弃”里头。我有幸在61岁这年，把这些都懂了。秀兰，要是下辈子你还嫌我打呼噜，我就提前去把扁桃体割了，再娶你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