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14日，北京医院，93岁的聂荣臻元帅还在病房里听女儿谈家乡建设。白天的谈话没有异常，他关心经济发展，也惦记着科技进步。谁也没有想到，夜幕降临后，这位为国家操劳一生的老人，会在睡梦中平静离开。
那天，聂力向父亲转述了有关江津建设的意见。聂荣臻听得很认真，问得也很具体：发展思路是否清楚，地方特产怎样推广，能不能吸收别处的经验。
他说：“不能总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要有创新。”
这并不是一句随口的叮嘱。即使长期住院，聂荣臻仍习惯从报纸、广播和来访者的汇报中了解国家变化。身体衰弱以后，工作人员便把重要消息念给他听。听到科技领域取得进展，他往往格外高兴；听到建设中出现困难，又会追问原因。
他关心科技，并非晚年才有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那个年代，国内基础薄弱，许多关键领域几乎从零起步。人才如何组织，研究机构怎样布局，科研成果怎样服务国防和工业，都需要有人统筹推动。
聂荣臻承担的，正是这样一份繁重工作。他支持科研人员回国，重视研究院所和科技院校建设，也反复强调基础研究不能被忽视。在他的推动下，科研工作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组织体系。对许多科学家而言，他未必直接参与技术攻关，却能在政策、经费和人员安排上提供有力保障。
有意思的是，这位出身军旅的元帅，对科学工作并不外行。他尊重专业规律，愿意听取专家意见，很少用行政命令替代技术判断。科研人员遇到困难时，常能从他那里得到明确支持。这种稳重和担当，使他在科技界拥有很高的信任。
这种作风，早在战争年代便已形成。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聂荣臻承担了大量后方组织和军队建设工作。兵员补充、干部调配、训练准备、物资运输，件件都关系前线。那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签几份文件那么简单，而是一场对国家动员能力的全面考验。
工作最紧张时，他常常连续处理事务，休息时间被压缩到极少。身体发出警报，他也不愿轻易停下。有人劝他多住几天院，他惦记的却是积压的文件和等待答复的事项。
“前线的事不能耽误。”这是他反复挂在嘴边的话。
这种近乎固执的责任感，既成就了他，也损耗了他的身体。新中国成立以后，他长期承担军队、国防和科技方面的重要工作，白发早生，病痛不断。即便住院，他仍会要求阅读材料，病情稍有好转，便想着恢复工作。
聂荣臻并不是不知道劳累的后果。他只是把个人安危放在了国家任务之后。对他来说，革命并不因战争结束而结束，国家百废待兴，新的任务接踵而来。军队现代化、国防工业建设、科学技术进步，哪一项都不能靠等待完成。
1987年离开工作岗位后，他开始长期疗养，但并没有真正与国家事务隔绝。探望者谈起建设成就，他会认真听；谈到科技成果，他会继续询问具体情况。到了晚年，他偶尔也会谈到生死，却总是语气平和，反过来安慰身边的人。
住院期间，有人问他是否还觉得寂寞，他笑着说：“还要和大家多相处几年。”
这句朴素的话，正是他的性格。职务再高，也没有故意摆出距离；年事再大，仍把身边工作人员当作共同工作的同志。医院里的人记得，他待人和气，讲话不急，却很有分量。
5月14日晚9点以后，聂荣臻交代了几本军事文选的出版事宜，随后向身边人道晚安。夜深后，医生例行查看，发现他已经在睡梦中安然离世。
从早年的求学与革命，到战争年代的军政工作，再到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建设，他始终把个人生命嵌入国家任务之中。病房里的那场谈话很短，牵挂却没有离开：家乡怎样发展，科技怎样进步，国家怎样变得更强，仍是他临终前关注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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