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里，很少有人像杨度那样，前后两段人生反差巨大，长久被贴上固定标签，直到数十年之后，他人生后半段的选择才被公众知晓。
杨度是湖南湘潭人，早年师从王闿运学习帝王之术，后来留学日本研究宪政，写过一首《湖南少年歌》，里面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句子，在当时留日学生中流传很广。
1908年，他在袁世凯和张之洞的联合保荐下进入宪政编查馆任职。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国内政局持续动荡，各派势力纷争不断，他没有转向共和，反而将君主立宪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
1915 年，杨度写下《君宪救国论》，直言中国民众不具备共和治理的基础，需要君主制度稳定秩序。
他牵头联合几位学者组建筹安会，公开鼓吹帝制，推动袁世凯登基。
袁世凯看到文章之后十分赏识，写下 “旷代逸才” 匾额赠予杨度。
这场帝制运动很快引发全国反对，袁世凯称帝失败，不久病逝，杨度被列为帝制祸首，遭到通缉，只能躲避在租界之中，社会上对他的指责持续了很多年。
1922年，杨度到上海与孙中山见面，他当面承认自己的君主立宪主张已经失败，只有依靠民众参加革命运动才是救国的出路。
而孙中山希望他发表一份公开声明表明态度，但杨度拒绝了。
也正是在上海期间，他第一次结识了李大钊。此后两人在北京再次见面，李大钊对他说过一句话：“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
杨度与李大钊多次交谈后，表示愿意为共产党朋友做些有益的工作，利用自己与段祺瑞政府上层人物的关系，帮助北方的共产党组织了解政情内幕。
1927年4月，杨度在北京参加一场婚礼时，从北洋政府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口中得知张作霖即将对共产党人展开大搜捕。
他立刻离开宴席，安排人紧急送信，提醒李大钊尽快转移。这次预警救下四名共产党人，但李大钊没能及时撤离，被捕入狱。
李大钊被捕后，杨度四处奔走，并面见张作霖，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
随后又断然卖掉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四千五百块大洋，全部作为营救李大钊的费用。
然而，营救行动没有成功，李大钊英勇就义，杨度又变卖家中首饰和青岛房产，将所得款项用来救济死难者家属。
而正是这次经历，让杨度下定决心投身革命事业。
1929年秋天，杨度正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正值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城乡一片白色恐怖。
经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杨度成为中共的秘密党员，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与周单线联系。
彼时，他已经五十四岁，距离他组织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造势，过去了十四年。
入党之后，杨度迁居上海。杜月笙经人介绍，聘请杨度担任名誉顾问，并将法租界薛华立路155弄13号的一幢洋房送给他居住，每月还支付五百元月俸。
杜月笙在上海租界和黑白两道拥有广泛人脉，杨度利用这个身份作掩护，周旋于前清遗老、军阀、官僚和帮会人物之间，搜集到的情报通过秘密渠道转送给单线联系人潘汉年。
自己脱不开身的时候，就派妻子或女儿假装外出购买日用品，将情报交给地下党组织。
他所住的杜月笙公馆，因为军警不敢轻易搜查，还成了被追捕的共产党员的临时避难场所。
此外，杨度还参加了中国互济会等左翼团体，捐助了数目可观的经费。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周恩来指定在上海文化界从事地下工作的夏衍与杨度单线联系。
夏衍最初并不知道这位情报员的真实身份，只知道是一位很有身份的姓杨的绅士。
同年9月，杨度在上海病逝，终年56岁。直到离世，除少数几位组织联系人之外，包括家人在内的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的党员身份。
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各类历史记载，大多只记录杨度参与袁世凯复辟的经历，他晚年入党、参与地下革命的这段经历，长期没有对外公布。
直到1975 年，病重的周恩来躺在病榻上，把秘书叫到跟前，请秘书转告王冶秋：
“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我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请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1978 年，《人民日报》刊登文章《难忘的记忆》，公开了杨度秘密党员的史实，夏衍、李一氓等人也相继撰文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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