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秋，长安城内，丞相刘屈氂率军与太子刘据交战。几天之前，他还是朝廷里颇为稳当的重臣；几天之后，太子兵败出逃，皇后卫子夫自尽，长安也陷入血腥动荡。刘屈氂由此被牢牢钉在巫蛊之祸的中心。
但要判断他是不是幕后主谋，不能只看结局。更要紧的是，梳理他如何走上丞相之位，又为何在事后急于推动昌邑王刘髆成为太子。
刘屈氂的身份并不普通。他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子，汉景帝之孙，也是汉武帝刘彻的侄儿。刘胜共有一百多个儿子，刘屈氂原本只是宗室成员之一，史书对他早年的经历记载很少。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丞相公孙贺倒台。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末，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因挪用军饷入狱。公孙贺为了营救儿子，捕获游侠朱安世，却没想到朱安世在狱中上书，反过来控告公孙父子。
这份供词牵连出巫蛊、私通等多项罪名。公孙贺父子最终死于狱中，公孙氏及卫子夫一族也受到重创。后来汉武帝曾对田千秋承认，公孙贺被捕时，相关罪证并不充分。这句话，也为这桩旧案留下了很大疑问。
公孙贺死后，汉武帝把丞相府分为左右两府，任命涿郡太守刘屈氂为左丞相，右丞相却一直空缺。名义上是左右并置，实际上刘屈氂承担了唯一丞相的主要职责，并被封为澎侯，食邑二千户。
有意思的是，他刚刚成为朝廷重臣，便遇上了最危险的一场政治风暴。
江充奉命查验巫蛊，案件从宫廷蔓延到公卿贵族。太子刘据担心汉武帝被蒙蔽，先杀江充，随后调集兵力控制长安。刘据攻入丞相府时，刘屈氂已经逃走，丞相印绶也一度丢失。
他的长史赶往甘泉宫报告消息。汉武帝起初并不相信太子会公开反叛，只说刘据或许是惧怕江充，才做出过激举动。可随着长安方面不断传来“太子谋反”的消息，皇帝的判断迅速改变。
刘屈氂奉诏调兵，并以丞相身份参与平乱。刘据无法调动北军，只能打开长安监狱，招募囚徒和百姓作战。双方在城中激战数日，百姓不清楚宫中真相，多数也不愿站到太子一边。
“太子真的反了吗？”有人这样询问。
“诏令已下，丞相正在调兵。”得到的回答，往往只有这一句。
战事持续五天，刘据兵败逃亡。司直田仁因不忍父子相残，放开城门让太子离去，刘屈氂得知后十分愤怒，甚至想立即处置田仁。部下提醒田仁官秩不低，仍应交由皇帝裁决，他才暂时收手。
刘据后来自尽，卫子夫也随之身亡，大量官员、宗室和百姓受到牵连。刘屈氂却没有因这场平乱受罚，反而继续掌握丞相权力。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与李广利之间的利益联系逐渐浮出水面。
李广利是李夫人的兄长，而李夫人所生的儿子，正是昌邑王刘髆。太子刘据死后，汉武帝迟迟没有重新册立太子。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都已成年，却不受宠；刘弗陵年纪又太小。相比之下，刘髆似乎拥有一定机会。
刘屈氂的女儿嫁给李广利之子，两人因此成为亲家。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出征匈奴，刘屈氂送他到渭桥。临行之际，李广利希望刘屈氂向汉武帝建议立刘髆为太子。
这不是普通的亲友闲谈。李广利想让外甥成为储君，刘屈氂则可以凭借这层关系获得拥立之功。两个人的利益，确实在此刻汇合了。
然而，汉武帝仍在追查巫蛊余案，对刘屈氂也多有责备。内者令郭穰随后告发，称刘屈氂的妻子曾让巫师作法诅咒皇帝，同时揭露刘屈氂与李广利商议拥立刘髆一事。
这一次，汉武帝没有给刘屈氂留下辩解空间。刘屈氂被装在运送食物的车中押往长安，随后在东市腰斩；他的妻子则在华阳街被处死。李广利一家也遭到追究，远在军中的李广利军心动摇，最终兵败并投降匈奴。
刘屈氂是不是巫蛊之祸的主谋？现有史料不足以支持“他一手策划”的结论。巫蛊案最初由江充推动，太子起兵又与汉武帝长期猜疑、宫廷信息阻塞直接相关。如此大规模的灾祸，不像刘屈氂一人能够预先设计。
但说他完全没有责任，也不符合情形。刘据起兵后，第一时间攻打丞相府，说明双方至少存在严重的政治冲突；刘屈氂向甘泉宫传递消息时，也没有成为缓和父子关系的力量。等到太子败亡，他又与李广利谋划拥立刘髆，表现出明显的权力盘算。
因此，更稳妥的判断是：刘屈氂未必是巫蛊之祸的发起者，却可能在局势失控后选择了借势而行。他既想保住丞相地位，也想借昌邑王上位扩大宗室影响。可惜汉武帝晚年的宫廷，最容不得的正是这种结党和试探。屈氂与李广利的谋划一经揭开，等待他们的便只有严酷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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