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0月，地点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该大学就是为国共两方培养人才而开办。著名社会活动家、全国政协常委傅学文女士在《莫斯科记行》（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87年第五期》）中盘点了当年的同学：“我们第一批去莫斯科的同学共有三百多人，目前在台湾的同学有蒋经国、谷正纲……等人，在国内的同学，有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杨尚昆、杨放之、伍修权、屈武、刘仲容、丁玲……”
傅学文是国民党元老朱执信和范志超两位先生介绍到中山大学的，当年能进入该大学的，都是两党青年精英，而且经过了严格选拔，我们在电视剧《潜伏》中看到的军统（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的历史原型吴景中，居然也是我方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跟他同期的还有一个著名特务郑介民，同班同学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还有一个人所共知的名字，叫蒋经国。
吴敬中（原名吴景中，咱们还是叫他吴敬中方便一些）去莫斯科中山大学之前在安源党校担任何职，如果不叛变，后来会有怎样的成就，还真是难以回答的问题，有人说他甚至可能当部长，这种说法是不是也有一点依据？
吴敬中在我方公布的资料中少之又少，只有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1966年第六批特赦的李俊才在《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中提了一句：“《潜伏》中保密局天津站站长私自南逃属实，1948年12月14日，时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吴景中（《潜伏》剧中为吴敬中）在送李广和去机场时私自搭机南去。12月22日，毛人凤电告李俊才：‘吴景中予以扣押严惩。’吴景中私自南逃后，毛人凤才委任李俊才兼任天津站站长。”
当年军统（保密局）高级特务（如大区区长、省市站站长）基本都在军队中有兼职，比如吴敬中曾兼任第八战区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天津警备司令部情报处长，李俊才则是以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少将处长兼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其他高级特务如文强曾兼任东北行辕督察处处长、东北保安司令部督察处长，沈醉曾兼任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沈醉跟毛人凤从合作到闹掰，说白了还是权力之争，而吴敬中不得不弃职出逃，则是因为毛人凤根本就没想让他逃出天津去台湾，因为吴敬中有个特殊身份叫“叛徒”，这种人是得不到戴笠和毛人凤完全信任的，他们一般都会在解放前被安排“就地潜伏”，李俊才之所以进了战犯管理所，就是接了吴敬中甩下的烂摊子，带着四个配备电台和武器的小组潜伏在天津，发现自己藏不住，就去军管会自首了。
李俊才是先毕业于山西大学，又进入军统临澧特训班受训，他尚且藏不住，就更别说吴吴敬中了——吴敬中的名字虽然在史料中很难查到，但通过蛛丝马迹，我们还是能看出他的“知名度”有多高，以及在我方担任过多重要的职务。
沈醉对吴敬中的了解只能算一知半解：“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共产党的一个叛徒，在中苏情报合作所当过科长，我和他在临澧特训班同过事，两人一向还相当要好。”
1925年10月，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俄文名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国共双方都派出青年精英前去留学，吴敬中和蒋经国、郑介民都是第一批学员，只不过派遣方不同而已。
查阅《中央党校的历史沿革》我们发现，我党最早的党校就是安源党、团地委于1925年4月合办的党校：“1924年5月，党的第一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认为：‘党内教育的问题非常重要，而且要急于设立党校养成指导人才。’根据这个决议，我们党成立了两所最早的党校——安源党校、北京党校。”
当时叫北京党校并没有错，因为1925年那里就叫北京，1928年6月北京市改名为北平特别市，后改为北平市，北京、北平改来改去，我们不能因为解放前史料中出现“北京”二字就认为是错误的。
安源党校学员不脱产，每星期上课三次，从苏联回来的汪泽楷、胡士廉、萧劲光等人任教员。教材是《政经浅说》（即瞿秋白和王一飞合译的《政治常识》）、《俄共党史》、《少运史》（即苏俄共青团史）三门。开始有学员六十人，两周后仅剩下三十人。吴景中于1925年8月15日提交的《党校报告）》中解释是学员工作太忙，“实无暇到课”。
《党代会历史上的100个第一》一书中对安源党校也有明确记载：“1924年，随着安源工人运动的发展，安源党、团地委等组织也随之成立，安源的党员人数骤增，到这一年年底，安源地委已经拥有198名党员，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成为全国最大和产业工人最多的地方党组织。安源党、团地委于1924年10月底、11月初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合办党校（亦为团校），培养党、团骨干力量。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安源党校于1924年12月开学，这样，中国共产党创办最早的地方党校，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所党校诞生了。”
吴敬中要不是安源党校干部或负责人，就不可能由他来提交《党校报告》，他能第一批从安源出发去莫斯科，也足以说明他当时的职务不低，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过的我方著名人物有张闻天、王稼祥、左权、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王明（陈绍禹）、乌兰夫，国民党方面除了蒋经国、郑介民，还有邓文仪、谷正纲、谷正鼎、康泽，另外我方还有后来比张闻天、王明级别更高的人物，具体姓名这里就不提了。
1925年9月，安源党校因北洋军阀镇压工人运动被迫停办，吴敬中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个时间是对得上号的。
除了他写的报告，我们几乎查不到吴敬中（吴景中）在我方工作期间的任何资料，但他转换阵营担任中苏情报合作所科长期间遇到的一位同学，以及两人的交往，我们也能发现很多奇妙的事情。
沈醉回忆：“吴一开口就说：前几天他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延安派在重庆工作的，可不可以和他往来？戴一听很高兴，马上叫吴坐下来谈。吴便把他和这个同学过去关系如何好、这次见面很高兴等情况谈了一下。戴笠马上决定第二天在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请这人吃晚饭，要我做好准备，并邀几个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军统特务参加作陪，还叫我派车让吴景中去接这位客人来。那位同学看我全身武装，腰皮带上还挂了一支精美的左轮手枪，又用这种威胁性的口吻来回答他，便把脸转过去不理我，只一个劲儿地埋怨吴景中。”
吴敬中说的这位同学叫徐冰，特赦后的沈醉又见到当年拒绝戴笠宴请的徐冰，每次见面时徐冰的职务都略有变化，先是统战部第副部长，后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秘书长、统战部部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除了前面咱说的，还有沈醉的姐夫余乐醒，曾任军统行动处少将处长的程一鸣，与吴敬中同样在军统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的“叛徒”还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沈醉称“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
吴敬中一步错步步错，在军统（保密局）混了个少将站长，从未进入局本部核心，这说明尽管他有蒋经国、郑介民（曾任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保密局首任局长、“国防部二厅厅长”、“国防部次长”）这样位高权重的同学，但他并不在毛人凤的撤离名单上，他只能冒着被毛人凤逮捕的风险，不顾一切地逃离天津。
吴敬中逃了，李俊才惨了，看起来吴敬中似乎逃过了进入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的命运，但再往前回溯二十多年，我们不能不为吴敬中当年“叛变”的选择遗憾：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们，在老蒋那头儿的就不用说了，没有叛变的同学，后来担任部长甚至更高级职务的也有很多，而吴敬中却只能把锅甩给李俊才，被毛人凤逮捕、释放后，也似乎从情报系统消失了。
当然，也有人说吴敬中其实是假叛变真潜伏，那当然是看电视《潜伏》得出的结论，有资料显示吴敬中被毛人凤逮捕、释放后去了香港，活动了一段时间后回到台湾并于1983年，按周岁计算，正好八十岁。
吴敬中能活到八十岁也算长寿，但似乎死的时候没有军职，也没有追赠军衔（按蒋家王朝惯例，混得比较好的将军死后基本都能追赠晋升一级，少将赠中将、中将赠二级上将，二级上将赠一级上将），看起来是亏到了姥姥家，这就给读者诸君留下了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吴敬中不叛变当了特务，以他在安源党校时的资历，后来能不能当部长或副部长？吴敬中到底是假叛变真潜伏，还是被邓文仪以高官厚禄拉拢收买，当了一条道走到黑的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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