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30日，重庆城刚刚迎来解放，军旅作家卲子南便匆匆赶回这座山城。他没有先去报社，也没有顾及长途奔波的疲惫，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未婚妻李青林，看看她是否还活着。
等来的，却是一纸噩耗。半个月前，1949年11月14日，李青林已经在重庆电台岚垭刑场遇害，年仅37岁。卲子南赶到重庆时，两人之间隔着的，已不是战火与封锁，而是无法弥合的生死。
两年前，他们曾约定成婚。那时，李青林还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卲子南则是《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两人的感情十分克制，公开场合即使碰面，也不敢停下来交谈，更没有普通恋人那样逛街、看电影。
1947年2月27日，婚礼前一天，李青林进城买了喜糖，准备第二天送到报社。谁知凌晨两点多，国民党特务突然包围报社，逼迫工作人员撤往解放区。李青林想冲进封锁区，却被家人劝住：“你没有报社的身份，进去容易，出来就难了。”
她沉默片刻，只说：“让子南走，我留下来继续工作。”
这一别，竟成永诀。
卲子南后来在解放区拿起笔战斗，写下大量揭露国民党统治的文章，逐渐成为知名军旅作家。李青林则留在重庆及川东地区，坚持秘密工作。她使用过多个化名，“李青林”便是其中之一，原名其实叫李方琼。
李方琼出生在四川泸县。童年时，父亲因军阀势力逼迫而去世，母亲随后病逝，家庭很快败落。这样的遭遇，使她很早便看清了旧社会的残酷。读泸县师范时，她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秋，她白天教书，晚上到工人夜校授课；抗战宣传活动中，她写墙报、散传单、贴标语，甚至冒险走在游行队伍前列。1939年2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教师只是公开身份，革命工作才是她真正承担的使命。
她曾因宣传抗日被学校辞退，也曾在日机轰炸泸县后，顾不上查看自家被炸毁的房屋，转身便去为灾民募捐、照料伤员。对她而言，个人得失从来排在后面。
进入重庆后，李青林先后以教师、慰劳工作人员等身份作掩护，开展妇女工作和群众工作。她善于组织，也能应付复杂环境。1943年秋，她到邻水幺滩，以教书为掩护宣传革命道理，帮助贫困学生，逐步建立联系。
1946年，她参与创办《四川妇女》杂志。局势紧张后，杂志停刊。一次谈话中，她向赵世兰提出想到延安去：“哪怕战死在疆场，也甘心。”赵世兰却告诉她，后方同样需要干部。李青林没有争辩，只点了点头。
这份选择，后来决定了她的命运。
1947年7月，李青林到万县任县委副书记，负责发动群众、培养积极分子。为纪念卲子南，她把对方的笔名“青林”用作自己的工作化名。这个细节很少被外界知晓，却说明那段感情始终藏在她心里。
1948年4月，重庆地下党遭到破坏，万县也随之陷入危险。李青林没有急着逃走，而是先通知同志转移，切断通信渠道。她明知自己可能已经暴露，仍返回学校处理文件，结果被特务抓捕。
审讯中，敌人问她是否认识江竹筠，她只回答：“我在学校教书，平时很少和外人来往。”后来，叛徒涂孝文被带来指认她。李青林反而镇定地说：“他曾经追求过我，被我拒绝后一直怀恨在心。”突如其来的反击，让审讯一度陷入僵局。
酷刑没有换来情报。老虎凳折断了她的腿，特务又用各种方式逼供，她始终守口如瓶。押入渣滓洞后，她身体屡遭折磨，却仍用旧衣服为狱友缝制衣物，拄着拐杖帮大家洗衣。
狱中缺少学习材料，她便和江竹筠等人凭记忆整理革命理论，组织难友分组学习。春节期间，女囚们用被面做衣裙举行联欢，李青林腿伤严重不能起舞，仍拄杖到场，为大家鼓劲。
她曾托人给五姐带话：“黑暗将要过去，曙光快要到来。”
遗憾的是，她没有等到那一天。1949年11月14日，李青林与江竹筠等革命者被押往刑场。特务假意伸手搀扶，她推开对方，说：“不用你拉，我自己走！”随后，她与江竹筠相互扶持，走完了最后一段路。
李青林牺牲后，卲子南写下长诗《会师》，并为她撰写挽联。直到这时，许多人才知道，那个在狱中坚贞不屈的女革命者，正是卲子南苦苦寻找的未婚妻。
《红岩》中的江姐并非只对应一个现实人物。江竹筠是重要原型，李青林的遭遇和性格，也被融入江姐以及李青竹等人物形象之中。文学作品进行了艺术集中，但那些刑讯、斗争与牺牲，背后都有真实的历史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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