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1日，南京雨花台，周镐被押到刑场。这个曾经佩戴国民党少将军衔的人，面对行刑人员没有求饶，而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枪声过后，39岁的周镐倒下了。直到多年以后，人们才逐渐知道，他并非普通的军统人员。
周镐早年的道路，并不平坦。1928年，他进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习，原本希望借此报国。但由于对校内控制和政治教育不满，他很快被开除。1934年，他被军统拘捕，随后被迫进入特务系统。命运将他推入了一个复杂而危险的圈子。
真正改变周镐经历的，是抗战后期的南京。
1943年，周镐奉命前往南京，表面身份是汪伪政权方面的人员，实际任务却是为国民党搜集情报。他与周佛海等人周旋，在敌伪高层之间谨慎活动。那几年，他必须把真实立场藏得极深，稍有疏忽，便可能暴露。
这项工作做得相当出色。周镐不仅掌握了不少重要情况，也逐渐取得了上级信任。蒋介石曾赠给他一方刻有自己姓名的砚台，以示嘉奖。可在周镐看来，这种信任更像是一条绳索，既带来权力，也把他牢牢拴在军统体系之中。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南京城内的伪军、机关、仓库和财产，立刻成了各方争夺的目标。蒋介石远在重庆，便任命周镐负责南京方面的接收事务，希望他抢在其他力量之前控制局面。
周镐到任后，采取了极为强硬的办法。他控制电台、银行和仓库，封锁车站、码头，搜捕汉奸及伪政权人员，甚至对拒捕者下令严惩。南京百姓对他的行动颇多赞许，因为不少作恶多端的人终于受到追究。
然而，这恰恰触怒了蒋介石。蒋介石需要的是一个听命行事的执行者，而不是擅自处置南京事务的强硬人物。周镐还曾拟定受降安排，准备以南京指挥部名义接受日军投降，这在蒋介石看来，已经越过了权力边界。
戴笠及其部下也借机指责周镐，称他擅权、贪污，甚至与共产党往来。1945年8月接管南京仅数日，周镐便被解除职务，随后押往上海关押。那些针对他的指控，后来并没有形成足以服众的证据，但他的政治命运已经急转直下。
有意思的是，周镐并非此时才对国民党产生怀疑。长期在军政和特务系统中任职，使他看到了内部倾轧、贪腐以及对民众的压迫。抗战胜利后，一些人忙着争夺财物和权力，更让他感到失望。
1946年，旧识徐楚光找到周镐。两人都曾在汪伪方面活动，却分属不同阵营。徐楚光向他说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并转达了中共方面的意见。谈话没有太多铺陈，周镐只问了一句：“这条路，真的要走到底吗？”徐楚光回答：“一旦决定，就不能回头。”
周镐接受了新的任务，成为中共特别党员，负责京沪徐杭一带的秘密工作。此后，他重新进入国民党保密系统，却把身份当作掩护，为中共传递情报。1948年，他因叛徒告密被捕，遭到审讯和逼问，但始终没有承认，也没有泄露同志情况。
同年，徐楚光被秘密杀害。得知消息后，周镐更加清楚，自己所走的道路意味着什么。淮海战役开始后，他利用旧日关系，争取国民党军第107军军长孙良诚率部改变立场。这次行动使解放军在徐州方向获得了重要便利，也在国民党军内部造成了不小震动。
遗憾的是，孙良诚并未真正放下顾虑。1949年1月，周镐受邀前往蚌埠商谈有关事项。渡河前，他似乎察觉到危险，便把日记和钱交给秘书，嘱咐说：“三天不回来，就把这些交给夫人。”
这一次，他再也没有回来。周镐被捕后押往南京，1月21日遭秘密处决。由于消息被严密封锁，妻子吴雪亚长期不知道他的下落，只能靠保存下来的日记寻找线索。
1965年，吴雪亚带着那本泛黄的日记来到上海，向有关方面说明丈夫的经历。日记中的记录、组织掌握的材料以及相关人员的情况相互印证，周镐的真实身份和革命工作逐步得到确认。此后，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尘封多年的名字终于有了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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