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年借宿在女同事家，半夜她敲开我的房门，小声说：我爸妈睡了
1992年8月，我二十六岁，在青禾镇的纺织厂做仓库保管员。
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
连着下了三天，厂区后面的河涨得厉害，宿舍院里的排水沟全满了。到了晚上，厂里临时通知，仓库要连夜清点一批布料，所有人都不许提前走。
我和女同事沈兰被分到一组。
沈兰二十四岁，质检员，家住镇东的旧居民区。她平时话不多，做事却很利落，手里拿着一支蓝色圆珠笔，布料一卷一卷验过去，连边角上细小的脱线都不放过。
那天晚上，我们一直忙到十点半。
等我从仓库出来，雨已经把厂门口淹了大半。最后一班厂车早走了，门卫说，今晚大概不会再有车进来。
我站在屋檐下，手里拎着一双湿透的布鞋，心里一阵发愁。
宿舍在城北，走过去至少两个小时。那时候没有手机，传呼机也不是我们这种工人用得起的东西。更麻烦的是，我身上只有两块七毛钱，连一间最便宜的小旅社都住不起。
沈兰从自行车棚里推车出来，见我还站着没动，问：“你不回去？”
我苦笑了一下：“没车了。”
她看了看外面的雨，又看了看我脚上的鞋。
“去我家吧。”
我愣住。
她赶紧补充：“我家还有一间空屋，是我弟弟以前住的。你睡一晚，明早雨停了再走。”
我没说话。
那个年代，男女同事之间走得近一点，厂里就有人议论。更别说一个单身男人半夜借住女同事家，传出去，总归不好听。
沈兰握着车把，低声说：“你要是不去，就只能在门卫室坐一宿。”
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流，像一面密密的帘子。
我最后还是点了头。
“那就麻烦你了。”
她家离厂里不远，骑车穿过两条巷子就到了。房子是老式砖瓦房，前面有个小院，院墙上爬着一片牵牛花。沈兰推门进去时，屋里已经熄了灯，只有堂屋角落里亮着一盏小小的煤油灯。
她母亲披着外衣从里屋出来，先看了我一眼，又看向女儿。
沈兰说：“妈，这是我们厂里的陈师傅，厂里加班没车回去，今晚借住一晚。”
她母亲没有多问，只说：“锅里还有粥，吃一碗再睡。”
我连忙摆手：“不用了，阿姨，我吃过了。”
其实我中午吃的两个馒头，晚上什么都没吃。
沈兰母亲看了看我的脸色，转身去灶房盛粥。
“年轻人，别跟家里人一样客气。”
那碗粥里放了青菜和咸鸭蛋，热气一直往上冒。我端在手里，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沈兰站在旁边，小声说：“我妈做饭多，你别不好意思。”
吃完以后，她把我领到后屋。
那是一间很小的房子，靠墙摆着一张木床，床头挂着几件旧衣服，桌上有一本翻旧的中学课本。窗户没有玻璃，外面只糊着一层发黄的纸，风一吹，纸就轻轻鼓起来。
沈兰从柜子里拿出一床薄被。
“这是我弟的，洗过了。”
“谢谢。”
她放下被子，站在门口看了我一眼，像是还有话要说，最后只是叮嘱：“晚上要是想喝水，桌上有暖壶。厕所就在后院，别走错门。”
我点点头。
她关门下楼了。
我躺在床上，听着外面雨声和楼下压低的说话声，一直没有睡着。
我那时候刚结婚不到一年，妻子周琴留在老家，肚子已经六个月了。她身体不好，不能跟我一起出来打工。我每个月把工资的大半寄回去，剩下的钱只够自己吃饭抽烟。
这次厂里拖了半个月工资，我身上才会窘成这样。
那几年，日子像一张被反复揉皱的纸，怎么摊都摊不平。
大约半夜十二点多，门外忽然响起了两下轻轻的敲门声。
我一下睁开眼。
“谁？”
外面没有回答。
过了一会儿，又敲了两下。
我坐起来，屋里黑漆漆的，只能看见窗纸上晃动的树影。我下床打开门，沈兰站在门外。
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睡衣，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
看见我，她先往楼下看了一眼，然后把声音压得很低。
“我爸妈睡了。”
这句话说完，她没有马上进来，只是站在门口，手指紧紧捏着缸子的边沿。
我喉咙一紧。
那一刻，我明白她不是单纯来送水的。
雨声忽然变得很远，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的呼吸声。
她把缸子递给我：“我给你冲了糖水。你晚上没吃多少。”
我接过来，温热的缸壁贴着掌心。
“谢谢，你回去睡吧。”
她没动。
“陈师傅，”她轻声说，“你为什么总戴着那块旧手表？”
我低头看了一眼。
那是周琴结婚前送我的，表带已经磨得发白，走时也不太准。她当时花了三个月攒下的钱，去镇上的钟表铺买的。我后来想换一块新的，她不让，说旧的还能走。
我说：“我媳妇送的。”
沈兰的手指松了一下，眼睛也跟着低了下去。
“你们感情很好？”
“算不上多好。”我停了停，“但她是我媳妇。”
她抬头看我：“你是不是从来没想过带她出来？”
我没回答。
不是没想过，是不敢想。厂里的工资不稳定，宿舍也挤，夫妻俩来了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可这种解释说出来，听上去总像是在为自己的冷淡找理由。
沈兰笑了一下，笑得很轻。
“我爸妈一直催我结婚。给我介绍过几个，一个在粮站，一个在运输队，还有个是供销社的。他们觉得，只要人老实，工作稳定，跟谁过都一样。”
“你不愿意？”
“我不知道。”
她靠在门框上，望着窗外。
“有时候觉得，嫁谁都行。可有时候又觉得，真要嫁给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往后的几十年，屋子里连句话都不想说，那还不如一个人过。”
我手里的糖水已经凉了。
她忽然问：“你呢？你喜欢你媳妇吗？”
这句话问得很直接。
我站在门边，半天才说：“她对我很好。”
“我问的是喜欢。”
我低头看着那块旧手表。
“我不知道。”
这三个字说出口，沈兰的脸色变了。
不是惊讶，也不是生气，更像是终于确认了什么。
她往前走了一步，声音更低了：“那你为什么还要跟她结婚？”
“家里安排的。”
“家里安排，你就照做？”
我抬起头：“那时候我爸生病，家里缺钱。她家愿意把彩礼往后推，我妈觉得她能过日子。后来就结了。”
沈兰听完，眼神慢慢暗下来。
“原来不是因为喜欢。”
“结婚也不一定非得因为喜欢。”
“那因为责任？”
我没有说话。
她沉默了很久，轻轻笑了一声：“陈师傅，你知道吗？你每次在厂里对我说话的时候，眼睛都会躲开。”
“是吗？”
“是。”她看着我，“你怕别人看出来，也怕我看出来。”
我胸口像被什么重重压了一下。
屋外忽然传来一声咳嗽。
沈兰立刻回头，脸色变了。楼下似乎有脚步声，她赶紧把缸子从我手里拿走，往后退了一步。
“你睡吧。”
我想说些什么，可她已经转身往楼梯口走。
走到一半，她又停下来，没有回头。
“陈师傅，你明天走的时候，不用跟我说再见。”
说完，她轻手轻脚地下了楼。
我站在门口，听着木楼梯发出一声又一声细响。
那一夜我再也没睡着。
第二天早上，雨停了。
沈兰的母亲照旧留我吃饭，沈父坐在桌边抽烟，始终没有问我昨晚睡得怎么样。沈兰低着头喝粥，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吃完饭，站在院门口，对她说：“昨晚谢谢你。”
她正在给自行车上锁，头也没抬。
“谢什么？”
“糖水。”
“我妈让我送的。”
她说得平静，像是有意把那一晚所有说过的话，都推回到一句“没什么”。
我骑车回了厂里。
从那以后，我和沈兰还是每天见面，却很少说话。她不再给我送饭，也不再在下班后故意等我。午休时，她总是跟别的女工坐在一起。有人问她怎么了，她只说最近家里催得紧，心情不好。
半个月后，她真的相亲了。
对象是镇上粮站的出纳，三十岁，个子不高，但有正式工作。沈兰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们正在仓库门口点货。
她说：“我妈觉得他挺合适。”
我手里的账本停了一下。
“你觉得呢？”
“还行。”
“你喜欢他吗？”
她看着我，反问：“喜欢有那么重要吗？”
我无话可说。
几天后，周琴给我寄来一封信，说她最近腿有些肿，医生让她少走动。信最后写着：孩子出生以后，你能不能请几天假回来？
我拿着信看了很久，终于去厂办请了假。
临走前，我想去跟沈兰说一声。她那天没在车间，我问了同组的人，才知道她请了半天假，去粮站见那个人。
我站在空荡荡的仓库里，忽然觉得自己没有资格等她回来。
我有妻子，有未出生的孩子，还有一块每天都在走慢的旧手表。
而沈兰只是因为在一个雨夜敲开了我的房门，说了一句“我爸妈睡了”，就让我误以为我们之间有一条可以走过去的路。
其实那条路从来没有真正出现过。
我回老家住了十二天。
女儿出生那天，周琴累得脸色发白，却在看见孩子以后笑了。她问我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我说叫陈雨。
她问为什么。
我说：“因为她是在雨季出生的。”
我没有告诉她，那个名字还因为一个旧房子，一个搪瓷缸子，和一个站在门外不敢进来的女人。
回厂以后，沈兰已经订了婚。
她把一张喜糖递给我，语气平常：“下个月初六。”
我接过糖，没有拆。
“你想好了吗？”
她看着我，过了几秒才说：“想好了。”
“那就好。”
她点点头，转身去忙了。
后来她结婚那天，我没有去。
不是因为生气，也不是因为舍不得，而是我终于明白，有些感情一旦说出来，就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她要面对父母、邻居、同事，还要面对一个有妻子的男人给她留下的难堪。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再往前走。
1992年那个夏天过去以后，我和沈兰再也没有单独说过话。
几年后，纺织厂改制，我回了老家，在镇上的粮油站找了份工作。周琴和女儿一直跟着我，日子过得不算富裕，却也慢慢有了自己的秩序。
那块旧手表后来彻底停了。
周琴说，扔了吧。
我把它放进抽屉，没有扔。
不是为了怀念沈兰，也不是为了怀念那一晚。只是每次看见它，我都会想起那个年轻的自己：站在陌生女人家里，听见她小声说“我爸妈睡了”，心里既期待，又害怕；既想靠近，又知道自己不能靠近。
很多年后，我听厂里的老同事说，沈兰后来去了邻县，丈夫在粮站干了十几年，两个人有一个儿子，日子过得还算安稳。
我听完只说了一句：“那就好。”
这三个字，是我能给她最体面的祝福。
至于那一夜她为什么敲开我的房门，为什么站在门口跟我说那些话，我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弄明白。
也许她只是想确认，我是不是也有一点喜欢她。
也许她只是太孤单，想找个人说说话。
也许她早就知道，我们之间什么都不会发生，所以才敢在半夜敲门。
我只知道，第二天清晨，我从她家离开时，她没有出来送我。
而我也没有回头。
有些门，半夜可以敲开一次。
可天亮以后，就应该自己把门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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